当上面没有改革或改革力度很少，地方的改革就会无所适从，因为地方不知道上面如何评价自己，这个时候，地方唯有小心谨慎，改革的步子就不可能迈得很开。

　　“天真烂漫走进去，呆若木鸡走出来”。涿鹿教改的主推手、原涿鹿县教育局长郝金伦在辞职信中如此形容自己。

　　这场持续两年的教改最近引发舆论关注，处于漩涡中的争议人物郝金伦以辞职的形式下台，而其力推的“三疑三探”改革也被县政府的一纸文件废除。

　　为何外地经验到了涿鹿会失败

　　涿鹿教改最后落得这样一个结局非常可惜，也是当初推行改革者没有想到的，毕竟 “三疑三探”改革在其他地方已有成功先例，而逐鹿不过是引入这一经验，因此，对教改相关各方——发起者、学校、老师、学生以及政府来说，是全输，没有赢家。

　　所谓“三疑三探”，最初起于河南西峡，是指将课堂教学分解为设疑自探、解疑合探、质疑再探、运用拓展的教学方法。其核心是“让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探究问题，最后由学生解决问题”。

涿鹿中学“三疑三探”教学课堂

　　可以说，教改的目的很好，从它在西峡等地取得的效果来看，也是一种切合实际的教改方式。但为什么在涿鹿就推行不下去？难道是水土不服？

　　可当初郝金伦引进这套教育方法，并非是拍脑袋的决策，而是经过多方比较权衡，包括两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教育状况以及学校和学生的情况都颇为相似。

　　故探讨涿鹿教改失败，或许能够为中国近年来的改革停滞不前找出一些带有趋势性的东西。

　　综合各方信息包括改革主推手郝金伦的自辩来看，改革失败的最大原因基本可以归结为在如何改的问题上，改革主导者没有凝聚足够共识，放弃被过往改革一再验证的行之有效的试点方式，而强行推之。中国改革的一个成功经验就是试点、试验，先在局部尝试，在取得成果后，再全面推行。

　　这是中国渐进改革的一个方法论特点，它是否适合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的改革呢？目前看来也适合。西峡教改就采取了这种方式，先自小学、初中起步，高中试点后推广，所取得的成绩足以打消大部分家长的疑虑。

　　而涿鹿没有，或者说，没来得及，也许郝金伦对涿鹿的现状太不满意，太焦虑，想早日出成果，因此推得太急、太快，在全县中小学“一刀切”，违背了一般做试验的常识。

　　涿鹿教改暴露的深层次问题

　　在利益诉求多元化，而且社会不满心态突显的今天，改革推进的方式对改革最终成功很关键。今天的改革，利益冲突比过去明显增强，且不易调和。

　　皆大欢喜的帕累托式改革基本不可能，最好的结局也就是让利益受损者少一些。而教改尤其敏感，因为它关系到孩子的未来。

　　所以，教改要尽可能争取更多共识，只有这样才能减少反对的力量。这就显示出改革方式的重要。像“三疑三探”的教改，用其发明者、西峡一高原校长杨文普的话说，有三大阻力，即校长、教师和家长。

　　“一方面是校长压力大。如果升学率下滑，校长很可能会前功尽弃甚至身败名裂；另一方面是教师，有的讲了大半辈子，现在让学生讲，老师们认为这是在白白浪费时间；还有家长和学生都不愿意把自己当试验。”

　　郝金伦自己也抱怨，相当一部分学校校长不买他的账，“阳奉阴违”。因此，如何推进改革表面看是个方式问题，实际涉及到利益的调整，是个利益问题，从而必然会遭遇利益的阻碍。

　　而现在的改革主导者，一般缺乏足够的权威。当阻力相对强大时，多半预示改革推动不下去。

　　除此外，涿鹿教改还暴露出如下三个深层次问题，这些问题乃关乎改革的成败。

　　一是改革的急功近利。无论郝金伦还是学生家长，都带有急功近利思想，都想在最短的时间里看到教改的成效。郝金伦在全县中小学强推“三疑三探”，很难说其背后的指导思想不带有急功近利。学生家长就更不用讲。

　　用一个学生家长的话说，郝是个实干的人，但他的举措得很久以后才能见到成果。“保证咱孩子考上清华，考一个比较好的学校就行。要能保证这，俺就让俺孩子当实验品，随便实验，你要保证不了这，就把工作什么都负责了。”

　　当下就能显现成效的改革愈来愈少，像教改这样的改革，具有相当的滞后性，其效果甚至在学生进入社会才能体现出来。很少有人能用这么长的时间来评价改革，因此，当改革主推者特别是改革涉及的利益对象急于获得改革成果，那么也就更难容忍改革的时滞，从而对改革失去耐心。

　　二是上下改革的断裂。涿鹿改革的一个深层背景，是高考升学率的不如意，几乎所有地方的教改，其背后隐含的动机，都是这个，而并非像宣称的那样是为了改变应试教育。

　　从这个角度看，一些地方的成功带有偶然性，而失败几乎是必然的。因为在高考为指挥棒的前提下，老师特别是家长必然是短视的，这也是涿鹿教改遭到部分教师和多数家长反对的原因。

　　要想真正改革应试教育，推进素质教育，就必须改革高考制度。这么多年来中国高考也一直在变来变去，但这些变化很难称得上是我们所说的改革，因为高考制度的核心“分数决定考生命运”并没有改变，高考作为指挥棒的作用并没有削弱。

　　其他方面的改革其实也一样，当上面没有改革或改革力度很少，地方的改革就会无所适从，因为地方不知道上面如何评价自己，这个时候，地方唯有小心谨慎，改革的步子就不可能迈得很开。

　　三是缺乏敢担当的地方领导。涿鹿教改虽然初期得到地方政府包括主要官员的支持，但是在教改遇到家长反对和抗议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退缩了，县政府的一纸文件废止了教改，与其说是顺从了民意，不如说是不敢担当，无所作为，害怕承担责任。

一份关于涿鹿教改实施情况的通稿

　　尤其是主要领导在这个时刻试图和郝金伦划清界限，让郝感觉到很“悲凉”，不得不孤军奋战。全面深化改革虽然强调改革的顶层设计，但地方仍是改革的主要力量，地方探索仍然非常重要。

　　因此，地方的主政者必须要有改革意识，要敢于碰硬（当然要讲究技巧），并对下属勇于任事者以足够的支持和关怀。如果地方主政者没有这种胆识，意志消沉，一遇到困难自己先撇清责任，就不可能去主动谋划、推进改革，开创地方改革新局面。改革将会是一潭死水。

　　郝金伦无疑具有强烈的改革情怀和使命，在当下中国，这是很难得的一点。但涿鹿教改的失败和他的悲剧性结局，也昭示了当下改革的难处。可以把涿鹿教改看做中国改革的一面镜鉴，如何破解上述难题，需要我们每个人都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