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15日夜至16日晨，土耳其爆发了一场短命的未遂军事政变。由于当时埃尔多安总统正在土耳其欧洲部分的港口城市马尔马里斯度假，政变消息传出后举世哗然，局面一度失控，小道消息不胫而走。

　　由于土耳其军官团历史上曾多次发动军事政变，维护“凯末尔主义”所建立的世俗政体，推翻或试图推翻带有宗教色彩的政府，因此政变发生之初许多评论家认为，此 次政变的动机也和以往历次大同小异。但随后埃尔多安将政变“幕后黑手”指为流亡美国的土耳其民族主义政治家费图拉·居伦。居伦曾经是埃尔多安的政治盟友， 被认为是“温和”的宗教主义者（他曾指责世俗主义“违背土耳其国情和传统”）和狂热的大突厥主义者，同情宗教保守势力但对科学、现代文明和其它宗教持较温 和的立场，试图用宗教语言解释科学文化的价值（如他曾宣称“学习物理化学是真主的旨意”、“科学是真主的伟大创造与恩赐”）等，他的理论和思想曾在埃尔多 安“转型”并最终当选总理、总统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埃尔多安上台后一方面加强宗教在生活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一度仍以“世俗”、“温和”面目示人， 并采取了加强“大突厥主义”宣传、政治上保守和经济上改革开放相结合，以及努力谋求加入欧盟等措施，这些都与居伦不谋而合。

　　但埃尔多安对居伦的政治影响力越来越感到芒刺在背，“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埃尔多安改弦更张，积极介入叙利亚内战，对此居伦持强烈批评态度，居伦对“伊斯兰国”和恐怖袭击的强烈抨击态度也被埃尔多安认为是“含沙射影”、“借题发挥”，影射他本人。

　　2013 年埃尔多安陷入反腐风暴，亲信内政部长居莱尔、经济部长恰拉扬等高官被烧得焦头烂额，他本人也一度狼狈不堪，对此他公开指责是居伦“阴谋颠覆”、“有搞恐 怖主义嫌疑”，并指使土耳其一家法院签发针对居伦的逮捕令，向居伦的隐居地美国提出引渡申请但未被理睬。

　　2013年的“大决裂”， 被普遍认为是埃尔多安打击潜在政治对手、转移自身政治压力的行为，此次指责居伦是“政变策划者”是否又是故伎重施？居伦已坚决否认与政变有关，但这段风波 至少表明，政变动机恐怕十分复杂，未必是又一场“为凯末尔主义招魂”的“经典土耳其式政变”。埃尔多安上台后便不断声称“粉碎军事政变阴谋”，并以此为由 在2003、2005、2006和2010年清洗了大批中高级军官，以自己的亲信取而代之。经过长达十多年的新陈代谢，如今土耳其军官团已不复昔日“世俗 派大本营”色彩，此次政变军人在电视台公开喊出的口号也没有带有明显世俗化色彩的口号，“宪法秩序、人权和自由”之类几乎是土耳其任何派别都可能喊出的口 号（比如埃尔多安就多次这么喊过）。

　　可以说，至少从目前公开线索并不能厘清政变军人的真正动机、政变色彩和政变诉求。但重要的是解 读——不是网络、媒体“抢时效”时先入为主的“模板式”解读，而是埃尔多安会怎么去解读。从他将政变“幕后黑手”指为居伦，和政变后首次亮相就扬言对 军方“大清洗”、甚至“不惜自己生命也要完成”可知，不论政变的真正动机和幕后策划者究竟是谁，政治老手埃尔多安都势必会借题发挥，再次掀起对军队内外残余对抗势力的打击，其目的自然是进一步巩固、强化自己的政治权力，以达到继续集权的目的。政变和此前的伊斯坦布尔机场爆炸案，以及包括“难民门”等在内近 期一系列是是非非，对土耳其国际形象、影响力和经济（尤其旅游业和外资投入）都可能构成负面影响，此前历次埃尔多安所宣称的“未遂军事政变”，大多数周边国家和北约、欧洲盟友都争先恐后喊出“捍卫民选政府”、“反对军人干政”等“政治正确”口号，表示对埃尔多安的支持。而此次政变发生后继续喊出这类口号的仅美、德等少数国家，且“热度”大不如前，更多国家在政变未被平息前所发出的声音，多是“反对任何流血”之类中性或泛泛而谈的基调，这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 世人对埃尔多安更新后的认识和印象，在这种情况下，埃尔多安可能会再度发挥其“高度实用主义”本色，在国际关系、地缘政治等领域作出一番政策调整，以避免 遭到进一步的孤立和损失。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旁观者本能地将“凯末尔主义”、“世俗主义”和“民主主义”画等号，这是非常不确切的 认识：在中东伊斯兰世界，世俗主义和民主主义并不一定是重合的，许多政治派别主张“世俗专制”，如伊拉克的萨达姆，叙利亚的阿萨德父子，而另一些政治派系 则推行“宗教民主”，最典型的莫过于实行“二元政治”的伊朗。凯末尔主义的初衷，是依托在当时的土耳其社会文化程度、接受新生事物能力遥遥领先的军官团， 推行世俗开明专制和精英政治，这种思想显然并非什么“民主意识”。

　　事实上近十几年来，屡屡打着“捍卫民主成果”粉碎一系列真真假假“未遂政变”的反倒是埃尔多安，而将“世俗”和“民主”混为一谈，则是外界对中东事务屡屡“误判误断”的“病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