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于居民强烈反对，湖北仙桃、广东肇庆日前都暂停推进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再次体现居民的环保诉求在经济发展中越发重要。纵观近年来类似事件，有的达到预期诉求，有的却没有效果。这是为什么呢？

　　一般而言，地方政府面对环境冲突有两种态度，要么是坚持原决策，要么或多或少做出让步。坚持原决策，可能是完全忽视相关诉求，也可能是强力压制反对声音；让步，可能是完全满足相关诉求，也可能是在满足诉求的同时惩罚发起者。

　　那么，地方政府在做这道 “选择题” 时，一般会考虑那些因素呢？

　　荷兰和德国的几位学者梳理了 2007 年至 2013 年在中国发生的十期类似事件，主要涉及 PX 工厂和垃圾焚烧发电厂的规划、建设和运转。通过对政府官员、专家、非政府组织、记者和居民的访谈，以定性比较案例分析尝试回答这一问题。

　　从提出环保诉求的人数规模来说，活动规模越小，成功可能性越小；反之，地方政府对大规模群体诉求非常敏感，为避免影响 “乌纱帽”，不得不重新考虑建设规划。当然，如果成功的运用各类互联网资源，动员媒体、环保组织或专家，也会让小规模活动效应成倍放大。

　　从形式上看，中央政府考核地方的硬指标是稳定，任何出现冲突的情况会显示出地方政府对事态失控，因此相关部门常会大费周章阻止和隐瞒冲突。一旦冲突曝光，主管部门很可能改变最初规划，避免事态进一步升级。

　　从管理模式上看，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上有一定的自主权，但 “唯上不唯下”，在自上而下管理的行政体系中，官员密切关注上级政府的政策导向，并主动揣摩后者的意愿。一旦发现上级政府或官方媒体不支持原本的决策规划，地方政府会倾向于顺应民意做出让步。

　　从政策成本上看，地方政府必须在经济利益和环境社会价值之间做出权衡，也就是说，在城市工业设施规划、建设和运转的不同阶段，解决环保诉求的成本并不相同。现实中，阻止新工厂落户比要求一个已建成的工厂停止运转容易得多。也就是说，环保诉求出现在工业项目早期阶段，更改决策成本低，地方政府更愿意让步；但诉求出现在建设尾声或运行阶段，地方政府更倾向于保持原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