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郝如玉说，有关征收房地产税的法案仍在起草过程之中，操作难度很大。

　　郝如玉表示，房地产税迄今已经试点征收了5年多，但是操作难度很大，有的地区税收成本甚至和税收收入相当，一个地区征收房地产税，也使得人才向周边地区转移。

　　这里的房地产税和人们所理解的房产税有所不同。在相关报道中，房地产税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包括房地产业营业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城市房地产税、印花税等等。

　　把人们在意的房产税打包在内，这会不会是一种障眼术？

　　近年来，关于房产税将要出台的新闻和评说一直不断。

　　有人说，这种新税种最快2017年起征收，也有人说2018年都实施不了；有人计算下来说，100平方米的房产一年要交5000元，也有人说一年要交11万元；有人说免税的面积每人为20平方米，也有人说那是60平方米；有人说征收房产税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地方政府稳定财政收入，以此逐步取代不合理的“土地财政”，也有人说它主要是为了调节财富分配、抑制房地产市场投机……

　　那么，房产税究竟是什么？征收依据是什么？长久以来众说纷纭，而且似乎是越说令老百姓越糊涂。

　　房产税，收的究竟是什么税？

　　一说到房产税，有人立刻会说，西方发达国家都有房产税。这的确不假，但它们的这种房产税是“所有税”，即拥有这个房子才缴税。

　　而我们的城市住宅其实是租用的国有土地，只有70年年限，并且在购房时已经一次性交付了土地转让金，再缴房产税，是否意味着重复征收呢？

　　我们要知道，“所有”是财产的存量。财产分为动产和不动产两类，大致等价表述的是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

　　对金融资产的持有以及你所讲的“所有”，是一种状态，即在某个时点上始终有个存量值，比如人力、土地、设备、牲畜等。有可能是土地要素资源，有可能是资金，也有可能是“丁”，古代讲的人丁的丁——人力资本。

　　针对财产存量征税的做法，中国历史上是有的，这个征收是针对要素所有人的。就这类的土地、劳动力和实物财产等征税，分别被叫做田赋、丁赋。

　　那么对闲置状态的生产要素征税，会出现什么状况呢？对人征收，就是征丁赋了，是人头税，一个有劳动力的人，闲赋在家，用现在话来讲，失业在家，能对他征人头税吗？同样的对存栏的牛、羊也征税吗？

　　正常情况下，只有在屠宰牛、羊的时候，将其销售、消费，将其由存量转变成流量的状况才能征收。可见，对绝大多数要素存量征税，都是荒唐的。

　　对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征税都是同样的道理。货币，存的钱，不管是存在家里还是银行，以及家里的金银珠宝、古玩玉器之类的收藏，是否也要征税呢？

　　对金融资产或者动产存量征收，显然是不现实的。

　　最后说房子。注意现在房产这个财产所含的最大部分，不是水泥、钢筋、砖瓦，而是土地的价值。如果对住宅房产的原值按交易额计价的话，那么实际上主要是对土地这个财产的征税。

　　地是租来的，这期间是租用状态，只能对所有人征收，因为租户已经付了租金——地是交了70年租金的，存量财产不是自己的！

　　“租入”的这个环节已经被征税了：一是租金是被征税了的（所有者的存量财产税，被转移进入租金价格）；二是流转环节也被征税了的。

　　所以，即使作为不动产的住宅房产要算“计税依据”，就只能是当时的建安成本：水泥、钢筋、砖瓦和人工、机械设备使用费，这些建安成本，最多只占到目前房产交易价的十分之一！

　　而且，按照建筑物、构筑物使用的实际年限来看，成为老旧小区也就十来年、撤除重建的建筑物年份仅30年（据统计）。面对这样的局面，恐怕不仅没法征税，还必须投入大量财政转移支付才是正道。

　　总之，税收应主要来自对流量而不是存量的征收，这是现代社会的税收特点。主要的、合理的税源应来自流转环节。税收设置应有利于资源要素流动，经营盈利的面广量大，则税基宽、税源稳。

　　经济学理论揭示，有利于要素流动，会产生交易的“剩余”，对交易的剩余征收所得税，同时也在交易环节产生流转税。

　　而对存量财产的征收，则不尽合理。特别是目前非常不现实，除非首先实现呼声更高的，官员存量财产公开化，否则，对无法透明的民间资产存量，就必定是肆意放大的对低收入人群的横征暴敛。

　　过重的税赋，意味着个人或家庭没有积蓄，没有消费，也没有安全感，这是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的原因。

　　征收房产税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关于房产税的征收，其法律依据要分两方面看：一看是否不需要新的立法，就已经有了相应的法律依据；二是退一步，即使没有法律依据，考察是否可以沿用相关行政法规“对个人住房征税”。换言之，沿用行政法规，看“对个人住房征税”是否符合行政法规界定的征收范围。

　　现在房产税的征收依据主要是1986年国务院制定的《房产税暂行条例》，很多争论也由此而起。基于当时的计划经济背景，所制定的条例与目前的现实脱节可想而知。

　　所以，就转型的当下而论，征税的依据可以来自《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条“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

　　我们查找了自该法实施后（自2001年5月1日起）的相关法律，但并没有找到针对“房产税”的依据。那么有没有“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相关依据呢？

　　2011年1月27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相关负责人在回答“房产税改革试点的法律依据是什么”时讲，“《房产税暂行条例》是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授权决定，由国务院制定的”，可见从《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至今都没有“授权国务院规定”的“法律”。

　　唯一只有《立法法》的第九条能够作为国务院《房产税暂行条例》制定权来源，这是在2000年3月15日通过的。

　　根据《立法法》，围绕“房产税”的法律“尚未制定”。而要让《房产税暂行条例》不违反《税收征收管理法》和《立法法》，需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对此作出授权。

　　而就国务院制定《房产税暂行条例》获得授权的时效而论，也是必须重新获得授权的——只有继续暂行，法条才不会冲突，才有效。

　　由此可见，1986年《房产税暂行条例》不能作为目前征收房产税的法律依据。

　　其实，从立法和行政实践来看，已经有了三部关于税的法律（《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税收征收管理法》）。税收法定，仍刻不容缓。

　　现在，退后一步，就以《房产税暂行条例》为征收依据，考察面向商品房、房改房住宅的房产税征收的问题。

　　《房产税暂行条例》中第五条第四款界定“个人所有非营业用的房产”不属于征收范围——“免纳房产税”。据此款一种理解是房产“个人的”、“非营业的”两个属性的交集，即“既属个人又非营业”；另一种理解是两属性的并集，即只要满足“个人”或“非营业”其中之一即可。通观《房产税暂行条例》全文，第二种理解是不成立的。

　　于是现在的问题归结为，怎么才算营业行为？有人非常诡异地提出，只要买了没住的房子，就是等以后要卖的投资性房产，那就要纳入“营业性”。

　　这种提法实在无法成立，因为“营业”是交易行为，按照保有行为状态不能判断是否属于营业还是自我欣赏；按照买入行为也不能界定是否属于消费。

　　就房产而言，只有获得销售收入的行为（无论租售，甚至用于获取担保费的担保），才能界定为营业。对所谓第二套住宅界定为营业的做法，实在是侮辱国人智商。

　　回到《房产税暂行条例》的实践历程，原本是对出租经营而设置的；为抑制计划经济下占有国家资源效率低下的存量而设置的。

　　把这个四分之一世纪之前的条款搬到现在，作为法律依据开辟针对私人存量房产的新财源，这种于法无据的勉强窘境就显得很可笑。

　　征收房产税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可以先问问房产税，是鼓励消费还是鼓励储蓄呢？

　　在中国，似乎鼓励储蓄才是致富之道，若属前者，就是打击储蓄（买房子是实物资产的储蓄）。类似地，对持有耐用品而不消费的人苛以重税，这样似乎起到鼓励消费——当年把钱花掉的作用。

　　从凯恩斯主义短周期看，这对走出经济萧条是有利的——鼓励消费，借钱消费，激发有效需求。但，这决不是中国社会经济根本所蕴含的，也不是中国民众所面临的问题。

　　中国的问题是：不消费来自于“不敢消费”，是对未来没有安全感。若储蓄提供的安全感有了，人们敢消费了，那么就能消除经济萧条。

　　中国的高储蓄率，或者说置房置地这种变相的储蓄行为，是人们理性的行为，人们也希望避免资产缩水。若截断这种实物储蓄途径会怎么样呢？自然让人更没有安全感。

　　通货膨胀会导致资产缩水，而直接用税收对现在的储蓄存量进行征收，也会导致资产缩水。在后一种情况下，第一就是更加不敢花钱了，第二则会寻求更加安全的储蓄方式，去寻求保险寻求保障，这将会导致有可能储蓄的人更为严重地逃离这个征收环节，加剧资本外逃，加剧社会动荡，引发彻底的不安全。

　　本来人们存钱是图安稳，当存的钱面临被征税征走，储蓄也要被拔毛割肉，这只能加剧社会危机，加剧社会动荡。这种做法是坑害中国经济、坑害中国社会。

　　也有人认为，征收房产税是因为地方财政亏空没钱了。从财政上讲，现在不是用征税解决地方财力的问题。

　　中央和地方的财税是老话题了，现在的主要问题除了中央和地方的财力分配比例之外，更重要的是中央要让地方减少开支，才能缓解地方的财力，这才是根本，而不是从中央那份中划出多少来，让地方去铺摊子。

　　中央作担保让让地方发债，中央让出预算的盘子缓解地方的财力，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向，这也解决不了问题。

　　应该努力的方向，是让地方不要大肆花钱搞项目。地方的财力维持日常运转还是可以的，但从宏观经济看，地方缺的是调动地方资源搞建设的钱，是建设的窟窿。地方财政的问题是，如何有更多的钱进一步建设，改变模样，体现政绩。

　　从中央和地方的分税制、地方的财政危机来看，不在于让地方扩财源，不在于中央给地方更多的政策敛财、调动收入，也不在于中央与地方的分税中多分点给地方，这些都不是大方向。

　　大方向是让地方别再乱花钱，建设的钱、做政绩工程的钱。这些才是各地政府困境的原因所在。

　　地方政府不能再折腾，不能再搞扩大建设，这才是中国的根本方向。要让民间储蓄、民间来建设、民间投资、民间安稳、民间挣钱，那一切都走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