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目的城镇化搬迁就相当于把农村贫困人口变成城市贫困人口。视觉中国 资料

　　当下，各地都在推进扶贫工作。精准扶贫作为当下脱贫攻坚战的指导方略，成为舆论焦点。那么，扶贫要如何实现“精”与“准”?当下的扶贫政策又与以前有什么不同?对此，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汪三贵。

　　目前贫困人口识别的主要问题是缺乏明确统一的识别标准

　　中国青年报：精准扶贫的主要理念是什么？与以前的扶贫政策相比有哪些不同？又有哪些延续性？

　　汪三贵：精准扶贫就是扶贫要到户到人，对贫困家庭和贫困人口进行精准识别，再在分析致贫因素的基础上进行有针对性的、因人因户施策式的帮扶，最终解决贫困问题。扶贫对象更加精准化，扶贫政策和措施更加有针对性，就是精准扶贫最核心的理念。

　　在过去，中国农村的扶贫主要是区域性的，即选择一定的贫困区域进行重点扶持，目的是促进区域发展，间接带动贫困人口脱贫。在扶贫的方式上也主要侧重于改善区域生产、生活条件，比如改善基础的道路、水利设施等。但是这些扶贫措施主要停留在区域发展阶段，没有跟贫困家庭很好地联系起来，贫困家庭没有平等地受益。而精准扶贫是扶贫“到户”“到人”，不只停留在扶持贫困地区的层面，而是把扶贫和家庭联系起来，使每一项措施都能够惠及贫困家庭，这是根本性的改变。

　　要打好脱贫攻坚战，我们不仅仅需要区域扶贫，更需要人口扶贫。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只搞精准扶贫，不管贫困地区的发展。精准扶贫和区域扶贫相结合，这才是国家总的扶贫方针。

　　中国青年报：精准扶贫如何实现“精”与“准”？

　　汪三贵：目前国家统计局统计出来的农村贫困人口有5575万人，这就是我们扶贫的主要对象。扶贫要实现“精”“准”，第一步就是要把这五千多万贫困人口准确地找出来，摸清底数，建档立卡。这是做到精准的第一个要求。识别出来后，还要找出具体的致贫原因，因户因人、有针对性地施策。每一个家庭的贫困情况都不太一样，有的是因为疾病致贫、教育致贫，也有的是因为负债，或者没有产业项目、没有创收的渠道，导致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还有很多家庭的致贫原因是综合型的，不只一个方面的原因。

　　比如，因为疾病致贫的就可以通过医疗救助的形式进行帮扶。而有的家庭可能需要综合性扶持，既要给他发展产业，又要给他医疗救助，还要解决孩子上学的问题，同时还得提供社会保障。这些都得根据每个家庭的实际情况来采取措施。

　　最后就是“谁去做”的问题。在精准扶贫工作上，市县、乡镇政府和村是主体，但考虑到贫困地区，特别是贫困村里的能力有限，上级政府也派出了驻村工作队和第一书记，协助各地进行精准扶贫。同时还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去参与农村精准扶贫，比如动员企业、民间组织、志愿者等参与。精准扶贫要做得好，这几个方面都要做到位。

　　中国青年报：您刚刚谈到建档立卡，目前各地在贫困人口的识别方面还存在哪些问题？

　　汪三贵：目前贫困人口识别的问题主要是缺乏明确、统一的识别标准。现在我国主要的扶贫标准是解决“两不愁、三保障”(即不愁吃，不愁穿;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的问题。按照中央的标准，这些问题没有解决的人都应该识别出来，进行扶持。但这个概念还是太大了，缺乏一个更加细化的标准。落实到每个地方，一些地方是这样的做法，另一些地方是那样的做法，并且与国家统计局以贫困线和消费支出指标的判断标准不一样。这容易导致政策的上下脱节，贫困人口、资源分配、扶持力度等各方面并不完全对得上，给扶持带来一定的困难。

　　解决这个问题最主要的方法就是扩大扶持群体的规模，增大覆盖面。我建议按照国家统计局统计的贫困人口数量的1.5倍进行建档立卡，把更多需要扶持的贫困人员包含进来，避免贫困线以下农户得不到扶持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对贫困户的识别有相当大的技术困难。比如在一些偏远的贫困山区，交通不便，村干部的文化程度较低，能力较弱，这些都加大了识别和扶持工作的难度。

　　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农户希望就近搬迁、有土搬迁

　　中国青年报：在精准扶贫的背景下，如何使异地搬迁安置政策更有针对性、更到位？

　　汪三贵：中央在“五个一批”中明确提出，要在“十三五”期间，对生存条件恶劣的1000万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扶贫搬迁。总体上这是一个有效的政策，但搬迁问题比较复杂，需要谨慎。因为异地搬迁不仅会改变贫困家庭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改变了他们的文化、社区环境。以往的搬迁有成功的，但也出现了不少问题，比如说搬了之后又跑回去了。

　　现在有些地方把目标定得太大，试图一步搬迁到位，直接把穷人搬到城镇去。但是很多地区城镇本身发展不充分，就业机会少，能力弱的贫困家庭搬迁后根本没办法找到工作，而且城镇的生活成本远远高于农村地区。盲目的城镇化搬迁就相当于把农村贫困人口变成城市贫困人口，这样的风险比在农村扶贫要大得多。

　　扶贫搬迁对很多地方来说是需要的，但也要有目的、有计划地搬。首先就要尊重贫困户的意见，因地制宜，采取村内就近搬迁。最近我们做过一项调查，绝大多数的农户都希望就近搬迁、有土搬迁。对于农民来说，土地就是他们基本的生存来源。因此，搬迁就要充分考虑农户的意见，只要不是生产生活条件差到完全没有办法生存下去，最好采取村内就近搬迁。尤其是在村落过于分散的山区，可以考虑并村，把一些贫困户迁移到相对适合居住的中心地段。这样不仅能保证贫困户继续拥有土地等生产资料，也有利于针对这些搬迁户开展统一的扶贫计划，如道路、自来水、通信设施等。

　　其次，要考虑实际情况，进行梯度搬迁。现在很多地方采取的就是梯度搬迁， 根据贫困村的情况，少数有稳定非农就业的农户可以一步搬到城镇去，少数贫困户可以通过政府提供公益岗位实现城镇化搬迁，但对于能力弱的多数贫困户而言，通过中心村的建设实行村内就近搬迁是更现实的选择。

　　最后，搬迁后要帮助搬迁人口解决生产和就业问题，确保稳定的收入来源，这是最核心的问题。不能一搬迁之后就靠低保为生，地方政府要加强创业就业，通过产业扶植、技术培训、完善基础设施等各种方式解决村民安置后的生计问题。

　　中国青年报：如何保证脱贫考核的有效性，避免陷入“刚脱贫又返贫”的反复扶贫境地？

　　汪三贵：贫困人口的经济基础相对比较脆弱，受不起冲击，容易返贫。比如今年他们的收入超过贫困线，明年遇上自然灾害，或者市场价格波动，收入可能又下去了。因此，从长远来讲，要通过持续扶持和自身的努力，让他们积累起足够的资产，最终才能实现稳定脱贫。这也是我们国家推行脱贫后要继续扶持的原因。另外，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穷人生活在一个有效的社会安全网里。只有在社保体系比较完善的情况下，穷人才不容易返贫。

　　从经济方面来讲，还要扶持贫困地区发展产业和就业，鼓励村民积极参与。现在国家还提出一些新的扶贫方式，比如资产收益扶贫，就是针对那些丧失劳动力，或者不能直接从事产业发展的扶持对象，可以利用他们的土地或者其他资源入股到企业或者合作社里去，从而获得分红收益。例如，全国400多个贫困县中有不少都在推广光伏扶贫，建好后每年贫困户都能获得一定的收益，这也是保证贫困户直接受益的方法。

　　（汪三贵，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