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征地导致的政府与被征地农民之间的博弈仍在持续;因矛盾不可调和而演变成血案的冲突，不时在各地发生。

　　5月30日，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在一个土改研讨会上表示，“现在征地制度改革只着眼于征地的补偿，实际上是抓了芝麻丢了西瓜。不符合中央征地制度改革的精神。”

　　5月30日、31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国际研讨会”在中国土地改革的先锋地区贵州省湄潭县召开。

　　蔡继明在会上表示，征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应该是缩小征地范围。公益性用地之外的城市建设所需用地，都不应该走征收途径，而是该让农村的集体土地直接入市。

　　他表示，如果继续按照现在的土改试点办法，把可以入市的土地，仅限于只占农村建设用地比例约10%左右的存量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那么，大量农民进城及村庄整理后闲置的宅基地、节约出来的公共设施用地等都不能入市。如此一来，“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就成为一句空话，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的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也不可能形成”。

　　2015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式启动了“三块地”(即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有关部门选择了33个县先行探路，并要求每个试点只能选择“一块地”试点。33个试点中，15个是宅基地改革试点，15个是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入市试点，3个是征地制度改革。

　　试点运行近一年半以来，不少专家学者都对试点的安排和效果颇有不满。其中一大问题是，分作三类的试点，使“三块地”的改革割裂开来了。

　　蔡继明表示，“三块地”改革本来是相互依存的。

　　以征地制度改革而论，改革的重点是缩小征地范围，“一旦征地范围缩小，城市建设、城市发展需要的其他土地，特别是非公益性的用地从哪儿来?只能从农村集体土地直接入市。所以，征地范围的缩小和集体土地的入市，是一个此消彼涨的关系。”

　　不过，蔡继明表示，征地制度改革本是“三块地”中最重要的改革，但只有三个试点在运作。他说，“我考察的几个地方，它不去探讨征地范围怎么界定，公共利益怎么界定，怎么把不该征地的不再征收，只探讨征地补偿标准怎么提高。”

　　地方试点如此操作的重要原因在于，试点方案将征地制度改革与集体土地入市改革割裂开来。蔡继明认为，没有赋予地方其他改革权力，“必然造成这样的结果”。

　　与会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陆百甫也认为，土地试点“单兵推进”“封闭运行”，试点分布“分散、分割”等安排，减弱了改革成效，减弱了城乡要素整合的可能性。

　　蔡继明呼吁，土改三年试点期一半过去了，距离改革目标仍然甚远。中央和有关部门应尽快调整试点方案，把“三块地”改革中目前相互割裂的各类试点，调整为三位一体、城乡互动的改革试点。把缩小征地范围与集体土地入市结合起来，并赋予城乡土地同等权能。

　　蔡继明还认为，能直接入市的不仅仅是农村建设用地;农地如果列入城市规划，变成城市建设用地，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也应该可以直接入市。

　　他表示，这些建议并不激进，与中央深改组强调的三条底线——即不能突破土地公有制;不能突破耕地红线;不能侵犯农民的权益，还有很大的一段距离。

　　蔡继明说，“现在根本不存在突破'三条底线'的问题，而是距离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目标太远。我们再次呼吁有关部门解放思想，切实加大土地改革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