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理工大学教授严乙铭发文呼吁高校应明令禁止师生恋的观点，引起了社会热议。为此，严乙铭本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禁止师生恋的观点，是在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应进行利益规避的前提下提出的，师生恋是一个开放性话题，大家对此可以有不同观点。（《北京青年报》6月1日）

　　高校是否应当禁止师生恋，应当有一个基本前提。如果以婚姻自由为前提谈，那么师生恋只要不违背公序良俗，自然无可厚非；若是基于利益规避的原则，或者为防止出现各种权利侵犯，师生恋现象就确实值得认真看待。

　　对于外界的质疑，严教授将禁止师生恋上升到“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层面上。现代大学是一种什么制度，当然有着严格标准，国内外都有相似规范。不过，无论其层次如何，有什么差异性，“禁止师生恋”应基于对权力的约束，对学生的保护，当然也应着眼于现代大学制度。

　　公众对于师生恋的推崇，大多源于一些美好的掌故，比如鲁迅和许广平、沈从文和张兆和。不过，基于地位差异的师生恋从来都不是对等的，现实中更多的还是“厦大博导被举报诱奸女生”这样的丑闻，或许只有从现代化大学的视角出发，并以国外经验为参照，才能对“师生恋”形成基本共识。

　　提及现代化大学，我们习惯以美国举例。师生恋是几十年前美国肥皂剧的经典画面，而如今几乎没有可能出现。据报道，2010年之前，耶鲁大学有70%的女生遭受过不同程度的性骚扰，很多来自学校的老师和雇员。种种压力之下，2010年耶鲁大学开始禁止师生恋。不光耶鲁如此，几乎所有美国大学都已严格禁止师生恋。著名的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人事部在其官网公布的校规中，使用了“不正当”这个字眼来形容师生恋。在日本和澳大利亚，师生恋同样是不能触碰的雷区。

　　虽然在美国，禁止师生恋被反对者视为“违宪”，然而基于公平和保护的原则，这项制度依然被严格执行，并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赞同。在禁止师生恋的学校看来，自由恋爱与禁止师生恋并不矛盾，利益回避原则比不受限制的自由更为重要。双方若要谈恋爱，必须突破特定环境的限制，要么一方辞职，要么一方退学。

　　这种基于职业属性和利益关系的回避原则，在其他行业同样成为普遍性规范。比如：医生和病人之间，律师和客户之间，牧师和教堂成员之间，基于避免相互之间权力不平等可能带来的胁迫，都被列入了回避范围。相反，国内在这方面的标准极为宽松，因为缺乏对公平、正义和权利保护的认识，导致师生恋的讨论缺乏基本前提。

　　有了共同的话题话境，才能形成基本的共识。现在回过头来看，以利益规避为前提禁止师生恋，应当获得普遍性的认同。其话题并不玄虚，也不难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