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5月2日在《自然生物技术》（Nature Biotechnology）上发表关于新基因编辑技术的文章后，这位河北科技大学的副教授名气急速上升，大有成为网红界一颗新星的趋势。

　　简单说，韩春雨和他团队的主要成就是一种新的基因编辑技术（NgAgo-gDNA）。与目前通行的通过RNA寻找替换序列的（CRISPR-Cas9）技术相比，NgAgo通过DNA作为介导寻找替换目标，相对先进。

　　5月8日的“知识分子”微信公众号发表了对韩春雨的专访。10万加的阅读量，以及认真细致的科普，使得国内媒体纷纷扎堆，要采访韩春雨很快就要排长队了。甚至有媒体在提到他的时候，说他做的是“诺奖级”的成果，“诺奖”二字进一步提高了传播效果。

　　本地媒体《河北日报》没有放过这次机会。5月13日“新闻纵深”栏目登出对韩春雨的专访，其中的精彩段落被多次转载：

　　“河北科技大学给了我相当宽松的科研环境，给了我极大的学术自由度。实际上，在博士毕业论文发表后的十年里，我没有发表任何重要论文。”

　　“如果是在某些院校，可能没几年就被扫地出门了。河北科技大学则给了我潜下心来想自己事儿的机会。科研在这里也有退路：成果没出来时，还可以当一个好的授课老师。这里就是我的‘MIT’。”

　　文末发问：

　　“倘若不是河北科技大学用才有方，韩春雨会不会如自己所言，因十年无论文业绩，在‘学术GDP’考核中被扫地出门？”

　　“倘若不是韩春雨坚守‘科学家生活方式’，世俗化者会不会‘因斗米折腰’，在为‘经费、职称、文章’而努力中迷失方向？”

　　对科研体制的吐槽，最易激起共鸣。《广州日报》谈及十年未发论文，不禁感叹：

　　“作为科学家，能够邂逅理解自己、支持自己的大学，是非常幸运的。假如，换个地点，能否容忍一位副教授十年不发论文，还给独立实验室和较为充裕的科研经费？”

　　“量化考核到了什么职级、多长时间内要出多少成果、多少论文的地步，未免太僵化，与科研规律相背悖。以致一些人为职称而论文、为论文而论文，论文‘含水量’可想而知。国家每年大量的科研经费投入，却因评价机制掣肘而影响产出质量，实在很可惜。屠呦呦之后，韩春雨再度揭示，一个容得下科研人员‘十年磨一剑’的科研环境何其重要。”

　　体制的核心是行政化。微信公众号“今日话题”随即跟进，对行政化的高效科研体制补上一炮：

　　“体制下，立项、审批有着极大的行政色彩，许多科研人员需要把精力放在拉关系中去，哪里还有力气做好研究呢？”

　　“实际上，一旦行政说了算，学界缺乏话语权，即使是在国外，大科学项目也很可能被搞得一塌糊涂。从而引发公众的反感。而大科学本身是极其讲究投入与产出的，不可能动辄几千万几个亿的纳税人的钱就那么打水漂了，所以大科学不能天马行空，而必须有着明确的目标和实践路径，并且还必须接受结果的验收。”

　　但市场化就能解决吗？“破土”网站不服。在这家网站登出的一篇署名“江下春”的文章，指出制约韩春雨的关键在于急功近利，而这恰恰是市场化的软肋：

　　“高校教师去编制化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吗？在我看来一点帮助都没有。去编制的本质无疑是高校教师这个职业的雇佣化、市场化，而雇佣化、市场化本身反倒更加强调职业评价，要求评价体系进一步细化、量化，而这无疑会使目前畸形的学术评价体系越来越畸形。”

　　“解决学术评价难题的出路恰恰在于给与高校教师们一个大点的‘铁饭碗’。这并不是说不要评价体系，而是指应该给高校教师一个较高水平的保障，在这个最低限度的保障之上再谈竞争与激励。这样的竞争是相对良性的。”

　　“即使一个青年教师十年来都没有出什么成果，它可能评不上副教授，作为一名讲师，他的条件可以比别人差一些，但他依然可以拥有较体面的生活和相对优越的科研环境，不至于要靠兼职来维持生计，然后被逼的毫无科研时间和科研条件。”

　　甚至四川大学周鼎老师2014年酒后作的一篇诗歌体的“自白书”都被翻了出来：

　　“所有高校领导都在说，我们必须重视教学。他们一边说着，一边看着论文发表的数量。

　　论文的数量从来与质量无关。

　　他们说，这叫一鸡多吃。

　　中国的高校不过是一座农家乐。

　　科研是自留地，教学是公家田。

　　高校教师的主要工作是，申报课题，报账，报账，还是报账。

　　一个相信讲好一门课比写好一篇论文更重要的人，今夜死去了。

　　他早就该死了。”

　　学者熊丙奇在微信公众号“头条号”上也有类似分析，对急功近利很不以为然：

　　“我国当前的学术管理体制，特别在乎学者的‘身份’，来自何校，有什么学历，有何学术头衔，有无海外经历，于是，像韩春雨这样的学者，很难获得国家课题经费支持。这就出现一个颇为荒谬的景象，当一名学者很年轻，没有任何资历时，虽在出成果的黄金期，可却难以获得资助，而等其通过辛苦的煎熬，获得成果取得一定功名后，虽已过了学术的黄金期，可学术课题、经费却纷至沓来，各方争相送上项目、经费、荣誉。韩春雨会不会也是这样的人生轨迹，大家可拭目以待。”

　　“这样的学术管理和评价体系，并不利于青年学术人才的成长，而很容易把纯粹的学术研究异化为追逐学术功名的过程，学术变得急功近利。韩春雨这样的学术故事，在我国是很少见的。”

　　当然，也有不那么抓住体制不放的。《长江日报》就更加关注韩春雨自身的努力：

　　“成功的基因，在于执着的兴趣。这似乎是老生常谈。但老生常谈恰恰表明，这是最重要的最真切的，也是许多人做不到的。韩春雨说，他就像路边每天都在下象棋的老头一样，执着地爱着这份兴趣。正是这种从骨子里生发出的对科学的热爱，所以他始终不觉疲惫。”

　　《中国青年报》则泼了盆冷水，指出不要把“十年未发论文”当作做韩春雨出成果的原因：

　　“韩春雨的过往并没有奇迹，也没有捷径，他尽到的是科学家瞄准科研前沿的本分。这种成功顺理成章，绝不是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充满偶然。如果非要认为韩春雨从学术圈的泛泛之辈，一下子成为‘诺贝尔奖级别的科学家’，那是对他的侮辱，忽略了他在科研路上的探索与攻关。不少人拿不发表论文说事，在论文崇拜的当下确实有现实指向，但是借韩春雨的成功来抨击论文崇拜不能服众。”

　　兴趣也好，体制也好，目的终究是为了重现这种科研奇迹。《21世纪经济报道》很直接：

　　“浮躁的社会环境与心态，让那些以低收入并且冒着可能不会成功的风险，做基础研究的工作者变成了非理性的傻子。如果不改变以行政考核代替专业管理的科研制度，中国大部分科研人才可能都无法专心工作，韩春雨只是一个‘异数’，不具有普遍意义。”

　　小观并不是教育专家，也未曾在高校里谋过职。但小观觉得，如果一个教育科研体制多年来很少产生突破性成果，反而经常闹笑话，那或许确实需要改革了。

　　高校管理体制改革、去行政化都喊了多年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实质性进展？

　　一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