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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我中学毕业30周年。

　　这一开头，是不是就暴露了自己已经过气的年龄？在一个强烈渴望讨好年轻人的时代，这不是明智之举。不过暴露就暴露吧！我早已过了为飞快增长的年龄而焦虑的年龄。

　　建于1926年的上海南洋中学图书馆。

　　我的母校，是上海历史最悠久的中学之一——上海南洋中学，今年10月，将庆祝建校120周年。南洋中学与上海交通大学前身颇有渊源，它的创办人是南洋华侨，故而得名。南洋中学还是一所以足球特色闻名的中学，2015年3月，英国威廉王子访华时，因此专门到访。

　　为组织一次规模较大的毕业30周年聚会，我和几位小伙伴筹划了好一阵子。

　　在上一次碰头会上，我遇到当年我们这一届学习成绩最优秀的一位女同学。过去10多年里，她一直在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做高管。这次见面，她突然对我说，她在公司里基本已不管什么事，“我们现在应该主动退出事业的第一线，也许这样反而能够更好地找到我们自己的定位和价值。”

　　我深有同感。我早就向往这样的生活，并且开始为此谋划。

　　记得10年前的这个时候，我在一篇与本文同题的文章中写道：

　　“我第一次真切地感觉到，尽管作为一种社会文化风向标的‘老三届’的余音尚未散尽，而所谓‘80后’又开始甚嚣尘上，我们这一代却已经真实地登上社会舞台并扮演起了主角。面对这样的变化，我们应该问自己：我们准备好了吗？”

　　10年很快过去，我们唱主角的时代很快接近尾声。今天，我们仍然应该问自己：我们准备好了吗？

　　我对我的中学同学说：从现在起，我要做一个更遵从内心感受、更不为外在左右和扭曲的人，但我希望自己仍然是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甚至可以比10年、20年前贡献得更多、更大。

　　2

　　2015年的一个夏日，我和老朋友、《经济观察报》观察家版主编殷练聊天。

　　殷练是我同时代人，谈及当今社会的整体文化价值状况时，我们俩共鸣颇多。末了，我说，我就是一个上世纪80年代末的大学生，我深以此为幸、为荣。我既不愿耍小聪明，去追求所谓与时俱进，也不会因此变得愤世嫉俗。

　　上世纪60年代，里弄组织学习大批判文章。

　　我曾在10年前的那篇同题文章里说过，作为“60年代”的一员，我深知我们这一代人的整体弱点——

　　与“50后”以前的几代人相比，我们这一代明显缺乏对真实国情的切身体悟。

　　虽说我们出生于动乱年代，但“三年困难时期”已经过去，国民经济略有好转，不至于再发生大量饿死人的惨况。到我们具有明确自我意识的青少年时期，改革开放已经开始，物质短缺的状况迅速改变并在短时间内得到彻底扭转。当然，我们这一代更没有“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知青”经历。因此，生于60年代的一代人，对长期以来物质极度短缺的基本国情，认识流于表面，缺乏切身的痛楚体察。“贫困”这两个字，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概貌或全景，是一组比较之后的数字，而不是真切的饥饿感、寒冷感。至于那种因极度贫困而丧失基本尊严的牲畜一般的麻木感，对我们而言，更是难以理解。

　　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一代在整体上不是脚踏实地的一代。很多时候，我们的志向要远远高于实现志向所需要的艰辛奋斗精神和坚忍毅力。

　　另一方面，与70年代中后期以后出生的两代人相比，我们这一代又明显缺乏市场经济头脑和适应商业社会的竞争意识和能力。

　　我们生于动乱年代，但真正对塑造我们的人格和价值观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是上世纪80年代——我们的青少年时期。我相信，将来的历史书一定会这样描述这个年代：对整个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来说，这是一个距“五四运动”半个多世纪以后的第二次“启蒙时代”。

　　1980年，上海外白渡桥。

　　客观地说，没有80年代，就没有今天中国的市场经济，然而，80年代并非一个商品经济的“实践”时期，人们更多地从思想和观念的角度来憧憬和勾画未来。虽然这些描绘模糊地指向今日的市场经济社会，但80年代却是一个精神绝对压倒物质的时代。当“交易产生价值”、“竞争带来效率”等等这些市场经济的坚硬规则真正君临中国大地，已经是90年代了。我们都已成年，价值取向和人格已经定型，很难再有机会被重新塑造了。

　　从80年代到90年代的这段时期，社会的各方面，尤其是精神气质发生了深刻变化。昔日振聋发聩的思想家，如今转型成为指导人们在市场竞争中如何取胜的各类咨询专家；过去标新立异的前卫艺术家，现在蜕变成了时尚设计技师；当年曾经脍炙人口的诗人，今天正在为那些商品销售的广告创作令人过耳难忘的广告语……

　　在我们这些6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身上，80年代的烙印最为深刻。我们向往并谋划着我们理想中的自由、民主、正义和人道，但我们又着实缺乏在自由竟争的市场经济中取胜甚至谋生的高超技能。因为在我们学习能力最旺盛的时代，这些技能根本没有用武之地，我们中的不少人也许会因此在后来萌生不小的挫折感和幻灭感。

　　我的另一位同龄朋友不是已经郑重宣布“我一点也不留恋这个时代”了吗？

　　至于我自己，无论留恋还是不留恋，都无关紧要，以至于不觉得有必要说出来。那天我对殷练说，时代已经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熟悉和喜欢的时代，但我对此并不会耿耿于怀。

　　3

　　以今天的眼光看，60年代生人，也许是当代中国唯一具有诗歌气质的一群人。

　　不过我可以心平气和坦承，代确实变了，诗歌已不再必须，甚至不再可能。然而我们应当追问：对于正在急速迈向“现代”、甚至“后现代”的中国社会，我们身上的这种诗意气质是否依然有价值？

　　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另一个问题：那些80年代的理想和追寻是否已经过时？

　　上世纪80年代的学生诗刊。

　　两周前，我在北京参加了几个大学同学的聚会——今年也是我们相识30周年。席间，一位当年隔壁寝室的同学当场朗诵了我20岁那年写的一首诗，另一位同学也在时隔那么多年以后第一次“交代”：那些年他曾经把我写的诗抄给心仪的女孩……

　　我的大学本科4年恰好在1986~1990年，我一直视这4年是上天的特别恩赐。在这个世界上，大学念得比我更加名牌、时间更长的人有无数，但不得不说，80年代最后那几年正好在大学里的，却真是凤毛麟角的幸运儿。

　　并不是我青春年少时恣意涂抹那些句子有多好。我的同学们过了那么多年后仍然清楚地记得它们，是因为它们是那个时代镌刻在生命印记中的一部分。我敢肯定，我同学们胸中至今仍有一片空间，完好地存放着那个时代的梦想与追逐，尽管30年岁月或许会给它们蒙上一层尘灰。

　　而我，没有放弃。

　　只是在经历许多的世事变迁后，今天，已近“知天命”之年的我比10年、20年、30年前更懂得所谓“使命”的丰富内涵——其中包括它在实现过程中所要面对的巨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我因此少了许多焦虑和纠结，多了许多潇洒和韧性。

　　那天我在酒桌上对同学们说，别看我现在活得像个游手好闲之徒，如果真有中意的机会摆在我面前，也许哪天我还会投身进去大干一场。与过去不同的是，个人事业上的成功对于现在的我而言，已是非常靠后的选项。

　　现在的我甚至对自己打算投入的每一件事情的结果都看得不很重，我更希望的是通过自己的柔和但绵长的努力，对周围的人和事产生一些影响，为未来种下一些善因……至于它们的开花结果，我并不多么急切和执着。

　　现在的我心情十分轻松，但意志更加坚定。

　　来源：“冰川思想库”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