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的新小说《极花》，遭到了文学批评界之外的几乎全民性批判，这是一个好现象。

　　贾平凹试图把一则妇女被拐卖到山村的故事，讲得符合某种“城市-农村”二元对立的美学和正义，变成对“谁理会城市夺去了农村的财富，夺去了农村的劳力，也夺去了农村的女人”的感慨和控诉，但是失败了。这很好。

　　故事的引子来自于他一位老乡的亲身经历。这位老乡在城里捡破烂，女儿被拐卖到农村，还生了娃，被解救回来之后，因为不能忍受指指点点，又回到了自己被拐卖的地方。

　　显然这个“回到农村”的故事梗概，拨弄了贾平凹意识最深处那根价值之锚——农村好，城市坏(虽然讲述者是一个结巴，贾平凹也没有弄明白女子回到农村的原因)。早在20多年前的《废都》里，贾平凹就借那头奶牛哲学家之口说了：“城市有一天要彻底消亡”。

　　贾平凹看到了农村的凋弊，他借用农村老光棍的话：“我家在我手里要绝种了，我们村在我们这一辈就消亡了”，进而追问：熊猫要拯救，为什么不拯救这些农村光棍?于是，《极花》把这个妇女被拐卖到山村的故事涂上了明快的、初夏的轻喜剧底色;这个底色的背后，贾平凹意蒂牢结的“城市对于农村的原罪”——“我是回乡知青，我想，去到了农村就那么不应该吗?那农村人，包括我自己，受苦受难便是天经地义?”

　　而被拐女子，只不过是贾平凹心中对乡村崇拜燔祭的赤裸羔羊——哦，城市的羔羊。

　　其实，被拐的女子胡蝶也是农村的，只是她的家乡是“有稻有鱼”的地方，并不是被拐卖到的苦寒村子，胡蝶也只是城市最底层的捡垃圾者，这并不妨碍她在被拐卖到山村之后，被贴上“城里来的漂亮媳妇”的标签，身价看涨。

　　繁殖癌村不值得拯救

　　《极花》里的村子，用女权卫士们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屌癌村”，或“繁殖癌村”。恶劣的生存环境，把每个雄性生命存在的意义压缩成了繁衍后代，要繁衍后代就必须要有女人，于是，他们生活的大半辈子就在寻找女人。胡蝶的“老公公”，也就是黑亮的爹，一辈子就干了两件事情：45岁之前是帮着瞎子弟弟找女人，为了得到石匠家的傻子女儿，给石匠当了徒弟，但傻子到底还是没嫁给弟弟;45岁以后，就是给自己儿子张罗媳妇。

　　村子里拐媳妇成风，而且沆瀣一气：黑亮开着没有照明灯的手扶拖拉机，半夜开了几十里山路，到镇上去接被拐的“新娘”;一旦有警察来解救，就是全村上下暴力抗法，“你解救被拐卖妇女哩，我日你娘，你解救了我们还有没有媳妇!”甚至已经发展到青壮汉子，直接去抢女人的地步……

　　当然，在这种屌癌精神之下，生殖器崇拜的物什——祖先牌位，是被看得很重的。作者安排了一个神神叨叨的老老爷，作为这种生殖崇拜的象征。

　　如果《极花》主要揭露这些，那就是另一部《盲山》，也不符合贾平凹“悲悯”农村的旨趣。于是，我们看到在贾平凹的笔下，这么一个自然条件恶劣、人性龌龊的村子，却总是色调阳光，总是初夏的场景：满是葫芦藤下的树荫;白皮松上乌鸦拉的稀屎也是白色的;买了媳妇的黑亮，是那么实诚、善良，会开店，会开手扶拖拉机，对媳妇是温柔的(只要不逃，只要不喝下堕胎的苦楝子水，都是不会动粗的)，偶尔还会洋气地接个吻什么的;“老公公”是绝不进“儿媳妇”窑洞的;同样是被拐来的媳妇訾米(之前还坐过飞机呢)，也和胡蝶很谈得来，成了“姐妹淘”;甚至连村里恶劣的气候，吃到恶心的土豆，买不到卫生巾，尿桶里随时热气喷，都在贾平凹的笔下显得那么岁月静好。

　　小说编不下去了

　　贾平凹说，他原本是打算写成40万字的小说的，结果在十几万的时候就戛然而止了，这个可以理解。我估计，贾平凹朦朦胧胧是想写一个，被拐新娘爱上农村，被老老爷讲的“东井”星之类朴素的人生哲理所征服;而在被解救后，看透了城市的尔虞我诈，选择回到农村的故事。

　　这个套路在影视作品中有很多，文明世界的女性被野蛮世界(印第安人、黑人、强盗)掳掠之后，反而觉得野蛮人更加天真淳朴，决定放弃文明世界回归野蛮世界。

　　但是这个叙事是要基于“二元对立”的：文明世界-野蛮世界、城市-农村。但是，已经没有农村了!20多年来高歌猛进的城市化，不仅在物理意义上摧毁了农村，也摧毁了乡土作家们构建出来的那个乡土世界的“合法性”。在《废都》大热的1992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只有27.63%，而2015年达到了56.1%，其实2011年开始，中国的城镇居民人口就已经超过农村人口了，中国不再是一个农业国家了。

　　如今，读者已经不需要像20年前，看《白鹿原》等乡土小说那样，把“异质”的农村的规则，当成某种圣物来尊重，甚至都不用猎奇的心态来看待。贾平凹的乡土文学构建出的森严的农村“文学合法性” 崩塌了，碎了一地：神神叨叨的姥姥姥爷讲得出来的胡蝶必须留在村里的人生大道理“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人”，在一个手机可以拍照的时代里被彻底祛魅了。

　　所以，贾平凹原打算讲的那个“被拐妇女回归农村”的故事，是永远讲不圆的。从写作技术上，他实在没有办法描摹出这个心理过程(在巨大的城市化压力面前，农村已经被彻底祛魅，没有神圣性可言了)。

　　于是，贾平凹在叙事上投机取巧，把胡蝶被解救之后又回到农村，安排在了一个梦里;甚至这个梦也是想象干瘪的，贾平凹对于胡蝶被解救之后对城市的情感转化，直接按了“快进”键，把“罪名”安到了记者对胡蝶的冒犯性采访报道上，三言两语一笔带过。然后，胡蝶就选择回归农村。这不科学!连贾平凹自己都不相信有人会这么傻。

　　农村“神圣叙事”的终结

　　这几天陈忠实去世，我有朋友老实地交待说：他当初是把《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当成黄色小说看的。1990年代初期，“陕派作家”声势煊赫，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小说会被冠以“中华民族精神秘史”这种大名头。我认同的中华民族的精神，并不包括西北高原土炕上脏兮兮的性生活、夹枣儿。对!我是城里人。

　　作为城里人，我并不觉得亏欠什么。所谓“农村凋敝”无非是城市化的必然结果，可以吟咏感叹，可以兴怀落泪，“城市夺走了农村的壮劳力、夺走农村的女人”，但那是好事，不是吗?

　　贾平凹自己19岁之后就不去呆的那个农村，那个没有卫生巾、没有擦屁股纸、土炕四处落土、妇女分娩直接用石头割断脐带的农村，为什么还要保存着，还要被作为图腾那样膜拜?你想呆的话，你回去呆好了。

　　同样是反映农民光棍话题，独立电影《光棍儿》直接讲了老光棍搞基、准共妻的生活，直面痛苦;贾平凹却还是延续地20多年前的调门，告诉大家农村是神圣的，繁殖是神圣的，拐卖妇女也是多么……贾平凹毕竟感受到城市化的压力，不敢直接说了，于是扭扭捏捏地写了其实半途而废的《极花》。

　　那种20多年来，靠着中国城乡之间巨大文化、观念落差，在文学世界里“套利”的日子结束了，那个农村世界的“神圣叙事”已经终结。今后，只有一种道德，那就是城市的道德，普世的道德。

　　我不在乎所谓的“农村凋敝”，因为我是城里人，而且你早晚也是城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