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陈忠实昨天（4月29日）早晨在西安逝世。这一消息借助微信这一重要的工具迅速传播，文学圈内外的各路人士纷纷表示哀悼。自然，他在20年前问世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也再度被人们提起。

　　平 心而论，在当代作家中，相比他的一些同行，陈忠实的创作成果并不是很丰硕。他的长篇小说只有《白鹿原》这一部，但是，就是凭着这一部作品，陈忠实却在中国 文坛超越了那些已出版多部长篇小说的作家，成为中国文坛上的领军人物。陈忠实的创作经历，雄辩地证明了一个几乎被人们遗忘的文学常识，作家以伟大的作品立 世，而不是以浩如烟海的文字堆砌来博取名声。

　　最近一二十年，我国的长篇小说创作“生产力”已经空前爆发，据称每年都有五六千部作品 问世。这是任何一位读者都无法读过来的，大量所谓的长篇小说像新闻报道一样成了“易碎品”，出版以后就完成了它的使命。而陈忠实，尽管只有《白鹿原》这一 部长篇小说，却足以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白鹿原》的成功，虽然有中国长篇小说创作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的“助威”，但它并不是这部小说成功的 关键，茅盾文学奖至今已颁发9届，已有40多部长篇小说获奖，但是其中不少作品如今已被读者遗忘，而《白鹿原》却如一杯醇酒，历久弥香。一个作家成功的标 志就在于，他的生命可以逝去，但他的作品却流传了下来，使他的生命因此而得到延续。陈忠实做到了这一点。

　　陈忠实能够取得这样的成 功，依靠的是对文学创作的执着和认真。为了创作这部作品，他走出城市里的书斋，在西安平原的蓝田、长安、咸宁三个县做了一年多的人文调查，并且在文学、史 学等方面做了精心准备，才开始动笔。作品初稿完成后，他又作了反复的琢磨和修改，用了三年的时间才最后改定，而从小说的构思到定稿，则历时长达五年。陈忠 实正是凭借着这种看似笨拙的苦力，才打磨出了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长篇小说创作不仅需要作家具有足够的才情，更是对作家创作耐力的一种考验，中外文学史上 很多具有经典意义的长篇小说，都是作家历时几年、十几年才得以完成的，其间需要作家投入巨大的心血。从这一点来说，长篇小说创作其实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 作，它甚至可以摧残作家的身体。相比陕西的另一位早逝作家路遥，陈忠实去世时虽然已有74岁，但这个年龄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并不算高寿，陈忠实为了这部《白鹿原》，实际上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入了进去。

　　在当下中国的长篇小说创作中，像陈忠实这样用几年时间完成一部长篇小说已经是“稀缺产品”，有的作家仅仅用几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完成一部几十万字的小说。但是这种在流水线上出来的作品，因为作家对生活的感悟不够，其故事生拼硬凑的痕迹十分浓 重，作品语言也缺乏提炼。这样的长篇小说，作家写来轻松，读者读来却很吃力。这样的作品，自然不会吸引读者，而类似作品的大量泛滥，只能推动读者远离文学阅读，最终促成文学的边缘化。

　　上世纪50年代，作家丁玲曾经提出过“一本书主义”的观点，也就是作家要认认真真写出一本足以传世的 好作品，而不必追求在作品数量上你追我赶搞大跃进。在随之而来的政治运动中，丁玲的这个主张被批判为腐蚀青年作家。今天，这种“政治棍子”已经没有市场， 但老一辈作家的教诲也差不多已被遗忘。陈忠实以他生命的结束提醒我们，面对泛滥而质量低劣的长篇小说创作，重提“一本书主义”是多么重要，年轻作家应该以 此为目标，深入生活，精雕细琢，创作出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作品。

　　当然，要让作家创作出优秀作品，文学刊物、出版社也有责任。 《白鹿原》的成功，固然是作家的功劳，但《当代》杂志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对作家的倾力支持，特别是帮助作家精心打磨作品的过程同样感人。而在今天，文学图书 的出版已经市场化，这当然是一个必须肯定的方向，但随之而出现的却是文学刊物、出版社放弃了对作家的严格要求，我们见得多的是编辑为了抢稿而不断地催逼作 家，却再也听不到编辑和作家一起打磨作品的“编辑部故事”。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实际上也是在败坏长篇小说的声誉，而由此产生的长篇小说创作看似热闹，实际 上正在构成对长篇小说生命的扼杀。

　　当然，《白鹿原》并不是一部没有一点不足的作品，特别是围绕着它在获得茅奖过程中有关性爱情节的 删减使它贴上了这种标签，前几年改编的同名电影则简单地截取了其中男女交往的情节而忽略了更丰富的内容，加剧了读者的这种错误认知，从而削弱了读者对这部 作品所描写的恢宏的社会风云的体悟。对于《白鹿原》的文学地位，即使是在文学评论界内部也有争议，然而这种争议恰恰证明了这部作品的丰富性。《白鹿原》这 部伟大作品并不会因为作家的离去而减损它的魅力，它的文学价值将会得到越来越多的读者的肯定，而这正是我们在惜别陈忠实时足可感到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