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消息称，去年曾引发全民大讨论的专车新政近期有可能正式出台，很快又有消息说可能要暂缓。个人认为，如果能够暂缓出台是最好的，因为就之前征求意见稿的相关内容，如果仓促出台，不光很难实施下去，还可能会带来权力寻租等其他更麻烦的问题。

　　去年10月，交通部颁发专车新政“征求意见稿”，其中不少可谓“苛刻”的条款引起了业内巨大的争议。此后，关于新政出台的消息像“狼来了”一样屡见报端。有媒体报道称专车新政因争议太大，涉及到百姓出行和庞大司机群体的就业问题，所以出台仍无时间表。

　　在众多争议点当中，反对意见最多的在于沿袭旧有的出租车管理思路，特别是以更改车辆营运性质为手段导致的“数量管控”，以及以县为单位进行的审批机制。如果一旦实行，无疑将给已经蓬勃发展的网约车市场经济套上权力的枷锁，让出行市场退回到计划经济时代。

　　按照2015年10月版专车新规征求意见稿规定，“申请从事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的，应当根据经营区域向相应的设区的市级或者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也就是说，网络约租平台要在县级的行政区域单独申请许可。这意味着，随着业务扩展，网络平台经营者需要报备的县市多达两千多个。此外，专车新政还规定网络约租车的平台、车辆和司机三个资质都设立成行政许可模式。

　　学者指出，这种做法已经超出了宏观调控和市场管制的正常范畴，是典型的行政干扰市场的情形，与近年中央强调的“简政放权”背道而驰。中央强调简政放权，正是要精简束缚市场主体的“有形之手”，自上而下地放开过于集中的权力。

　　对于专车平台来说，这样的规定如果落地，意味着需要巨大的时间和经济成本。如果网络约租车公司要扩张1000个县市区，就需要在每一个城市注册公司，然后需要派驻专门的员工去跟当地政府进行对接，不但平台需要资质，平台上跑的每一辆车、每一个司机都需要资质。

　　现在网络约租车已经覆盖了400多个城市，按照为平台、司机、汽车分别需要3个资质的话，网络约租车公司需要多请1200多个人，按照一人一年5万工资，需要开销6000万。重要的是，这部分支出并未产生社会价值，仅仅用于跟地方政府周旋，这还不包括办理资质本身需要付出的费用，以及与地方政府周旋的时间成本损耗。

　　如果工商、税务部门当年用同样的办法管理淘宝，每一个县区都办一个交易许可证件，每一个淘宝商家都要工商注册，估计今天中国的电子商务顶多也就集中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不会有那么多淘宝村，不会有领先于世界的电商和在线支付，也不会有市值超过2000亿美元的上市公司阿里巴巴。如果工信部门用同样严苛的手段管理微信，也就不会有覆盖中国90%以上智能手机的微信产品了。

　　更严重的是，把所有审批权下放地方之后，很可能成为酝酿“权力寻租”的温床。这种事情在出租车行业比比皆是：2012年底，兰州交通局长被控是“出租车公司幕后老板”，受贿千万元被判无期徒刑；2014年12月，承德出租车管理处处长因单位受贿罪被判处尤其徒刑一年；2015年2月，南宁交通局副局长等三人因操纵出租车GPS项目贪污600万元被开庭审理。

　　早在2002年，著名调查记者王克勤就曾发表《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调查，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广度和力度披露了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然而14年过去了，问题依旧没有得到任何有效的解决，直到网约车的出现才用技术和市场的力量撕开了一道口子，让社会各界看到了一线曙光。如果专车新政的目的是要把网约车变成出租车来管理，回顾这二十年出租车行业的固疾和乱象，不由让人捏了一把冷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