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情搭车现象早已有之，但作为一个概念提出，则与黑龙江庆安火车站枪击案有关。2015年5月，庆安枪击案发生后，出现十余起针对当地政府、公安、人社、教育、纪检等多个部门的举报事件。对于这种现象，喻国明教授称之为“新闻搭车”，即某一重大舆情聚集了大量公众注意力，举报人借机寻求自身问题的解决，因而与此地域相关的、以往不被关注的隐性问题集中爆发在公众视野。此后，媒体人李劭强发文指出，“新闻搭车，其本质是舆情搭车，舆情的诉求才是搭车的初衷”，进一步演绎出了舆情搭车的概念。

　　舆情搭车最大的特点是，在舆情事件中，舆论客体发生了变化，导致出现明显的舆情转移。所谓舆论客体，既包括舆情事件中具体的人，也包括舆情事件中的具体议题。

　　舆情搭车是网民利益诉求对社会注意力渴望的结果

　　迄今为止，舆情搭车在若干重大舆情事件中都有体现。被搭车的事件基本为突发重大舆情，多数未能得到及时妥善处理，遭遇大规模网民的持续围观，容易引发热点联动。如果事件本身周期冗长、敏感因素聚集、复杂多变、矛盾尖锐、对抗激烈，那么短时间内将会培育出丰富的注意力资源，成为公众心中释放利益诉求的最佳通道。

　　搭车的事件多半是虽然沉寂但却一直未被打捞的“潜舆情”，包括民生问题、烂尾事件、贪腐举报、重大公共政策议题以及涉及社会公正的争议性话题等。简而言之，想搭车并能成功搭车的事件，多是与民众切身利益相关，击中了民众的痛点，所以才能“一呼百应”，得到广大网民的深挖和追问。

　　从“我爸是李刚”到爆料校长抄袭，从“哈尔滨天价鱼”到不满旅游市场乱象，从“天津爆炸”到声讨万科、远大欠薪，这些事件都伴随着新闻报道焦点的动态更替，是典型的舆情搭车现象。搭车事件向来有之却得不到重视，重大舆情事件的出现为这些未被打捞的“潜舆情”再次走向前台提供了契机。从这个角度来说，舆情搭车是典型的舆论监督溢出效应，是网民利益诉求对社会注意力渴望的结果。

　　民意无处安放，争搭舆情“顺风车”

　　从本质上看，舆情搭车搭的是注意力资源的车。在注意力资源稀缺且时空分布不均等的条件下，舆情搭车成为网民表达诉求以达成目的的一个策略。舆情搭车频繁出现的原因比较多元化，但归根结底，是因为民意无处安放，才会争搭舆情“顺风车”。

　　需要明确的是，并不是所有舆情都会出现舆情搭车。突发重大舆情发生后，怎样处置直接决定着会否出现舆情搭车。在庆安枪击案中，正是因为官方的处理速度太慢，才给各种举报新闻提供了孕育的土壤。类似的，在一些重大突发舆情事件中，涉事部门或缺位失声，态度傲慢，激起网民逆反情绪;或瞒报事实，相互包庇，引发舆论反弹;或证据不充分，细节不到位，舆情处置不符民意预期等，这些情况都会人为抬高事件的社会注意力，激发网民的移情效应，转而自发揭露被掩盖的问题，吐槽涉事方行为，极有可能“拔出萝卜带出泥”，造成新的次生舆情危机。

　　舆情搭车，还与网民诉求表达的不畅和压抑有关。社会转型期，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差别明显化，社会利益表达机制还存有不完善之处。利益表达渠道不畅、沟通失灵导致民意“堰塞湖”，不断叠加的公民利益诉求期望能抓住机会得到重视。搭车的热点话题及敏感事件，或是因为被压制难以公开表达，或是其内在的矛盾一直未被解决，社会相关诉求并没有得到正视或满足，从而处于一种“蛰伏”状态，一旦突发重大舆情，这个注意力资源相对集中的场合就成为搭车的重要对象。

　　新媒体语境下，自媒体的活跃也助长了舆情搭车现象。在论坛、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平台上，网民参与信息传播的主动权得到解放，他们能够自由选择话题在自媒体平台上传播。因此，舆情搭车多发生于这些平台。网络新媒体增加了议程设置的时效性，网民成为许多议题的第一设置者，个人议题经过网民的激烈讨论互动以及各大媒体的跟进转载和重新设置，最后上升为人人皆知的热门话题，多数舆情正是通过这样的途径得以成功搭车。

　　舆情搭车给社会治理带来双重影响

　　对于舆情搭车，有人认为能将更多被忽略的问题重新带进公众视野，促使实现公众利益诉求;也有观点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态化、非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并且会导致舆情环境多变，给舆情处置引导带来困难。实际上，对于社会治理而言，舆情搭车是一把双刃剑，有利也有弊。

　　好的地方是舆情搭车可以较长时间将社会注意力粘贴在某一事件上，民众聚焦形成强大的舆论合力，给涉事方造成强大的外界压力，不仅能促使原发舆情事件得到快速解决，还能使牵连出来的相关问题得到重视，倒逼涉事部门倾听民声关注民意。并且，舆情搭车时，媒体和网民成为舆论监督的中坚力量，有利于发挥草根精神主动挖掘真相、设置议程、集纳智慧，培育网民在舆情处置中的主人翁精神，塑造舆情处置的社会参与机制。

　　但是舆情搭车也可能给网络社会治理带来不利的一面。第一，舆情搭车导致热点多发，焦点错位，造成舆情“次生灾害”。自媒体实现舆情搭车之后，原发舆情事件一波三折，牵扯出诸多间接关联事件，可能导致舆论热点频发，不断出现舆情反转、舆情站队。第二，容易导致话题分散，真假难辨，舆论环境复杂化。所搭车的舆情大多来不及验证就已广泛传播，不排除会出现虚假信息的可能。在信任受创的背景下，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将会造成谣言、中伤、诽谤等恶果。第三，舆情搭车会导致众声喧哗，真相难产，妨碍舆情处置效果。不断出现的新话题分散着对中心话题的注意力，涉事部门的精力也会被搭车舆情牵绊，众声喧哗下难以达成共识，会延长舆情处置周期。

　　规避舆情搭车，功夫还需用在平时

　　舆情搭车作为一种特定因素下出现的现象，其存在有一定合理性。但是，对于政府管理者来说，不可放任舆情诉求至依靠搭车才能解决的地步。出现舆情搭车进行引导，是一种事后补救，而从源头规避舆情搭车，才是治本之道。

　　其一，需要建立舆情研判常态机制，及时化解敏感舆情。多数搭车的舆情话题在此前已经屡被提及，但因未被发现、未被重视、长期得不到解决而淹没在信息海洋中，导致问题越积越大，矛盾对抗愈发激烈。因此，需要对日常的社会舆情进行监测、研判和梳理，准确把握地方舆论动态，及时发现问题，回应网民关切，将敏感舆情化解在萌芽状态，防患于未然。面对异见不忌讳，积极回应不怠慢，线上线下相对接，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相结合，树立舆情研判的常态思维，是规避舆情搭车的第一步。

　　其二，需要畅通民意诉求通道，强化官民信任纽带。社会舆情需要合适的机会和渠道予以释放，如果舆情缺乏有效渠道及时纾解，舆情背后的诉求就会一直被压制，在“瞒、堵、捂”状态下持续发酵后则会产生更强劲的舆情反弹力。因此，民意诉求需要软着陆，包括舆情的充分表达和合理分流，多维度民意表达平台的开放，以做到群众反映的问题件件有回音，事事能解决等。而在群众日常的信息反馈和互动机制中，官民之间的信任纽带就能得以强化。在突发重大舆情中，政府良好的公信力是抵抗舆论盲目质疑和非理性情绪的天然法宝。如果民众相信政府能公平公正处理每一个民意诉求，那么舆情自然就没有理由通过搭车来赢得关注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