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青网报道，4月17日上午，河南省临颍县人民医院门前发生一起“医闹”事件。一死亡幼儿的多名亲属在医院门前张贴幼儿照片、扯条幅、哭闹不止，医院所在地临颍县城关镇派出所接警后迅速出警。在对死亡幼儿的亲属三番五次劝离无果，喷辣椒水驱散无效的情况下，警察果断对天鸣枪示警，极大震慑了“医闹”人员。

　　就在今年3月份，一段《医闹猖獗，深圳一儿科医生被逼下跪》的视频在微博及微信朋友圈疯传。视频中，一名儿科医生被死亡患儿家属从住院部拖至医院大厅，在遭遇一番拳脚相加后，还被逼下跪烧纸钱。同样在去年3月份，广东潮州一名死者亲属竟然纠集数百人，押着年轻主治医师在医院游行，时间长达半个小时，“白衣天使”尊严却被如此蹂躏，让人不胜唏嘘。

　　其实细细梳理新闻，这样的医闹事例近些年层出不穷，医患关系紧张已成为社会痛疾。

　　在医疗纠纷中，亲属死亡的悲剧色彩多少会让人将怜惜目光投注于死者家属，而高工作强度、日趋恶化的行医环境也让人感到这个群体诸多无奈。不过相较来说，由于医生群体专业性、从业壁垒较高，这导致只有在发生极端事情时，公众的同情目光才会转向医生群体。

　　去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九），将第二百九十条第一款的情节认定修改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医疗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这正式宣告着医闹入刑。保障医生人身安全，维持医院工作机制正常运转，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例如辱医这种行为，必须从法律层面予以杜绝，尊重医生尊严，也是保障我们自己尊严，这是破解医疗纠纷困局的基础。

　　不过，“医闹”的板子也不能只打在患者及亲属身上，我们必须根据责任主体的不同，来明晰确定医闹的界限。比如，对于只为讹钱，无理取闹的职业医闹分子甚至借此形成的医闹产业链，毫无疑问，必须严厉打击和斩断；但是，对于一些申诉无门的死者家属，恐怕不能简单以医闹概之。

　　这涉及到两个关键点，一是涉事医生的责任认定问题。不排除一些患者的死亡确实是由于庸医或医生失误所致，这就需要明确医生权责，建立一套权责利清晰的国家赔偿制度，让医生和患者明晰各自权责，从而使得责任认定、相关赔偿明明白白。

　　二是医患纠纷中患者家属的维权渠道必须畅通。某种程度上，医患关系困局只不过是社会维稳指挥棒下的一个缩影。当“告不如闹”的逻辑大行其道，一定是“疏”的渠道出现问题了。现在地方的第三方鉴定机构大多与医院部门有着数不清道不明的暧昧，自然其信息公正性受到患者家属质疑，所以在申诉机制方面，相关部门应该迫切拿出让公众信服的鉴定程序和公平保障，并降低患方的维权周期和申诉成本，以此将医患纠纷中的双方拉回规范性的法律渠道上来。

　　医患关系困局之因需要追溯于历史，由于以往医疗进展过于缓慢，导致民众对医疗基础知识，医院具体运作机制都处于一种不甚清晰的状态，在双方专业信息不对等的状态，患者很容易将怨气一味宣泄于医生身上。当下的看病难，看病贵等现象加诸民众对医生群体的怨气。

　　医疗纠纷困局的突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足够的耐心去一点一点纾解。鸣枪示警虽然平息了“医闹”，但也显现出医疗纠纷压力关口前移，基层权力机关面对转嫁压力时的慌张与无奈。

　　倘若患者维权权利得不到有效机制保障，不仅仅医生和患者双方群体共输，基层权力机关也会被裹巻进这尴尬的窘境，反之更加撕裂医患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