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时间，我的朋友子非鱼女士在她的公号“开屏映画”中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高晓松，您的腰疼不疼》，喷的是高晓松/许巍的新歌《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苟且》。她的意思是说，高老师敢情您已经盆满钵满了，现在说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是不是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啊？

　　我今天想问的是：高晓松老师，您的腰真的不疼吗？

　　因为高老师在《奇葩说》里，竟然开始讨论政府的“公理和纯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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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不太喜欢高晓松，虽然我听他的看他的东西不太多。在这些偶然的接触中，能够非常浓厚地感觉到高晓松所散发出来的“知识优越感”，或者更准确地说叫“文化优越感”。

　　这种优越感常见于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区域例如大学、研究所或者媒体界，他们优越于的对象是“盲众”。出现在娱乐界中是比较奇葩的。

　　我一直是把高晓松看成是娱乐界的人物。娱乐是一门职业或者专业，撇开其中的各种纷扰，它所要求的专业性或者职业性不亚于任何一个看似高大上的行当。不过显然高老师不太愿意仅仅栖身于娱乐圈，而是总是试图在各种场合之中显露出自己具有的知识分子的气质。在《奇葩说》的这次表现中，高晓松所扮演的角色，显然是一个“公知”的形态多过于作为一个“演员”的角色。

　　那么既然是以公知的面貌出现，我们恐怕就得以公知的身份来严肃地对待高晓松的言论，而不能以演员的身份来看待。高晓松在节目中，严厉地抨击了黄执中的理论，称之为“邪恶”。

　　黄执中大致的意思是说，在一个伟大的时刻中，一个伟大的人物往往为他的后代造就了伟大的阴影，以至于他/她的后代乃至于整个社会，都会生活在这个庞大的阴影之中，从而失去自由选择的权利。

　　高晓松指责黄执中，认为这个理论将导致整个社会的人们失去充当英雄的力量，导致社会只会以最低的成本计算去选择牺牲者。因为，一个政府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公理和纯良”。他举《拯救大兵雷恩》为例，认为这就是社会为了维护公理和纯良而做的努力。

　　这个问题的浅层症状就是“外宾症”。如果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政府都以公理和纯良作为基本标准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们许多人要这么如痴如醉地追着《奇葩说》？

　　这个网络节目最为珍贵的地方，恰恰在于当公理和纯良不被作为这个社会的公共标准时，尚且有一个地方，能够正儿八经地以政治不正确的方式在呈现社会的多元化和宽容度。用这种看似普世标准的问题来苛求一种多元化的表现时，恰恰就是扼杀公理与纯良的暴力。

　　这种事情我们看得太多。

　　但我想说的，其深层次的症状，就是高晓松一以贯之的“诗和远方病”。这种病症的症状就在于以为我们有了北京上海，我们有了腾讯和阿里，我们有了国家大剧院和金茂大厦，我们就有资格去追求“诗和远方”，然后把所有的其它人都指斥为“眼前的苟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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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执中的问题首先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在《星际穿越》中，宇航员库玻的女儿一直无法原谅父亲离开她而去拯救世界，就在于一个个体的幸福，其实未必小于整个世界的生存。这里面的伦理困境，迄今为止，仍然无法在整个学术界中达成共识。只有在我们这样的集体主义伦理中，才不成其为问题。

　　高晓松对于黄执中理论的“邪恶”论断，就是对个体伦理的极度蔑视。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中，英雄的重负是一个显性问题而如今我们仍然挣扎在付出这样巨大的代价之中，宋庆龄的寡居，各种二代的待遇，整个社会的机会不平等，都从中衍育而生，而“公理纯良”四个字，就能掩盖这一切？

　　但是我说的更可怕的地方就在于“诗和远方病”，这个心理机制就是假设所有人都应该去追求“诗和远方”，而耽溺于“眼前的苟且”的人都应当遭到唾弃。逻辑的推理就是每个人都应当义无反顾地追求成为英雄，而那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人都是人渣。

　　怎样的国家或者政府，才是追求每个人都应当成为诗和远方？是基地组织的人体炸弹，是ISIS的吉哈德战士。一个国家何时才会伟大？就是宽容乃至承认多数人应当满足于“眼前的苟且”，并且国家创造出更好的福利和制度，让眼前的苟且能够更加地富足、公平和透明。当我们用庞大的国家的力量去抨击和阻止“眼前的苟且”的时候，“六亿神州尽尧舜”造就了世所罕见的悲剧。

　　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公知，尽管现在已经被污名化）的责任，是总会站在弱势群体的一方，也就是，站在只专注于“眼前的苟且”的那些人身上。因为我们知道造成眼前的苟且的原因，不仅仅是个人的心性，还有地域、出身、容貌、家庭、教育……而这样的先天或后天的弱势，需要被具有良好的教育和条件的人去保护，去争取和维护他们的权利；因此，公共知识分子多数情况下，是保护这些弱势群体，免于被政府的“诗和远方”所吞噬。

　　动不动就指责眼前的苟且，并且高声呼喊诗和远方的人，往往都是权贵，是既得利益者，是拥有了力量和权力的人，就像高晓松老师这样的人。诗和远方是文艺工作者，在内心中对于香格里拉有一种内在的呼喊；是海子，是顾城，是高行健，是奥登，是川端康成，他们在心里的圣土，遥远不可企及，与现实的生活毫不相干。因为，在他们看来，连诺贝尔，都是一种苟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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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了解高晓松，我不知道他内心中的圣土是怎样的。但是当一个娱乐界的人物，在一个娱乐节目中这么堂而皇之地谈论一个公共知识领域的问题的时候，我认为我们对于世界、对于社会的认识论出了问题。

　　我喜欢蔡康永，因为他总是从人性、人心和社会的角度，去体察这个世界的冷暖。我也喜欢马东，因为他总是在一个讨论过于现实化的时候，插科打诨地说一些污言污语，这类似于电影中的“间离”效果，告诉人们不要太过于代入，因为这是一次观影，或这仅仅是一个娱乐。“这是一个严肃的辩论节目”，而不是一个“严肃的政论节目”。

　　我当然不是说演艺圈不能说政治，不能说公知话题。李察·基尔，罗伯特·德·尼罗、朱迪·福斯特和克林特·伊斯特伍德都是非常政治化的演员，但是他们会在一个严肃的政治场合中去表达他们的政治观点，而不是在娱乐节目中暴戾地插入政治。如果说我们的娱乐已经能够自由地去表达政治的话，那么我倒是建议高晓松老师严肃地去开一个政论节目谈谈诗和远方。可是《晓松奇谈》之所以只是奇谈，就在于我们仍然认为这只是一个严肃的娱乐节目而已。

　　公共知识应该有公共知识的规范，而娱乐也有娱乐的边界。要讨论诗和远方的问题，就应当用一种严肃的方法来讨论诗和远方，并且最好是对眼前的苟且有个比较正确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这样，我们才能以一种公平公正的方式，来对待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高晓松。

　　其实本来我认为身在娱乐界是有着十分优越的位置感的。作为娱乐圈最有文化的人之一，高晓松如果不是那么急于表现自己的文化肌肉，他可能成为一个很好的边缘公知，因为他的号召力能够悄然地让许多人愉悦地获得自由主义的启蒙知识。可惜，作为一个既得利益者的“诗和远方”的召唤，让他快速地沉浸在似是而非的文化优越感之中，甚至丧失了对于弱势群体的基本同情与理解，而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娱乐界中的建制派——自觉成为了国家机器的一份子。

　　嗯，不过这没有什么，我们多数的知识分子，不都没有了公共二字，而成为建制派了吗？高晓松的“诗和远方病”，其实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病。他们，一边蔑视着这个国家的士大夫传统，一边早就自觉地成为了帝国王朝的臣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