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工匠精神”成为热词。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首次呼吁“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日前召开的第二届中国质量奖颁奖大会上，李克强总理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弘扬工匠精神，勇攀质量高峰，让追求卓越、崇尚质量成为全社会、全民族的价值导向和时代精神。

　　中国政府如此频繁强调“工匠精神”显然意味深长，这对未来中国制造具有明确的方向指引意义。中国号称“世界工厂”、制造业大国，在500多种主要工业品中，中国有220多种产量居世界第一。但很多“中国制造”却成了质次价廉的代名词。中国迫切需要提升产品品质、创立自主品牌，而“工匠精神”正是中国极度缺乏、极度需要的。正如论者所言，纵观中国科技发展史，我们不但拥有《考工记》、《天工开物》这般科技著作，也出过鲁班、庖丁这样的匠人，还有过青花秘色瓷、叠梁拱之类伟大的技术。在打造中国经济新引擎的当下，“工匠精神”需要时代的传承。

　　那么，中国应该如何培育“工匠精神”？德国与日本给中国提供了两个很好的标杆。“工匠精神”是德国制造业过去100年成功的钥匙。在德国，有很多百年工业家族，西门子、奔驰、博世、宝马……这些“百年老店”的成功有着共同特质，对每件产品、每道工序都凝神聚力、精益求精，其折射的是现代化大生产时代的“工匠精神”。这种精神让“德国制造”声名显赫，让德国百年工业品牌扎堆出现，也让德国在欧洲经济一片困顿时保持一枝独秀。科隆大学学者罗多夫这样总结德式“工匠精神”：第一个特点是“慢”，也就是慢工出细活。对德国人来说，“欲速则不达”——稳健第一、速度第二。第二个特点是“专”。德国约有370万家企业，其中95%都是家族企业，其中不少是世界某一工业领域的“隐形冠军”，共同特点是都爱“专”，专注坚持于某些单一产品，并做到极致。第三个特点是“创新”。在德国，即使一些小企业也有自己的研发部门。长期以来，“工匠精神”已经成为德国文化的一部分。德国的“双元制”职业培训体系，也是德国工匠培育体系的重要支撑。

　　日本也是世界上颇具“匠心”的民族。“工匠精神”在日本也被称作“职人气质”。职人，就是匠人、工匠。日本在江户时代将民众分为“士农工商”，职人属于“工”。近代，明治维新后日本大量引进欧洲的工业技术，出现很多“街道工厂”式的私人工厂，日本政府将其划归为中小型企业。这些中小型企业的老板往往也被叫做“职人”，企业往往会子承父业将技术传下去。到了现代，职人多指拥有卓越金属加工技术的人。“匠人”文化加上子承父业的传统，使得日本很多企业不论大小，都能够长期存续发展。日本调查公司东京商工研究机构公布的数据显示，全日本超过150年历史的企业竟达21666家之多，寿命超过200年的企业有3100多家，居全球之首。而中国超过150年历史的老店寥寥无几。日本被誉为“工匠国”，其企业群体的技术结构犹如“金字塔”，底盘是一大批各怀所长的几百年的优秀中小企业。这些企业或许员工不足百名，但长期为大企业提供高技术、高质量的零部件、原材料。很多中小企业在世界市场上占有某种中间产品、中间技术的绝对份额，甚至不乏独此一家。在技术研发方面，日本有三个指标名列世界第一：一是研发经费占GDP的比例列世界第一；二是由企业主导的研发经费占总研发经费的比例世界第一；三是日本核心科技专利占世界第一，80%以上。

　　这意味着日本整个国家对技术研发的重视，同时也告诉我们为什么日本科技能独步天下。经济不只是单纯地建造工厂，然后高效运作。中日在经济基盘建设上仍有很大差距，日企的代表也不只是丰田、松下、索尼、佳能、日立……而是更多在国际市场上众多领域的“隐形王者”。

　　由此可见，工匠精神并不是短期内可以移植的，而是长期积累传承形成的工业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它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内涵。中国要想成为真正的经济强国，必须通过脚踏实地培养扎实的实业做支撑。用专家的话说，中国要发展出自己的“工匠精神”，并不只是提个概念、喊个口号就行，需要一大批企业、企业主和技术工人长期坚持踏踏实实发展，才有可能取得成效。在中国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国内还要完善培育工匠精神所需的配套环境和机制。比如“中国制造”大量引进外资发展规模制造的生产线，而员工大多来自农民工。中国现有的城市化特点、分裂城乡的不合理的户籍制度，使得绝大多数农民工不可能长期驻留，企业也不会采取终生雇佣制。如果各方都做的是短期打算，那么培育“工匠精神”将成为一句空话。匆忙流动的产业工人、户籍壁垒下的城市化以及短期雇佣制度，只能制造出质量不佳的大路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