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认同梅永红对自己转行到企业的说法，即回归更为熟悉的领域，在那里更能体现他自己的人生价值。

　　去年9月辞去山东济宁市长职务、加盟华大基因担任深圳国家基因库负责人的梅永红，在参加3月28日的中国IT领袖峰会主题论坛时回应询问时称：“（离开公务员队伍）实际上是一种回归，我回到自己更为熟悉的领域，甚至在这个平台更能发挥作用，这是更能体现人生价值的转型。”

　　梅永红先生终于正面回应他的辞职“疑问”了，回应内容也算基本靠谱。他说这是在离开官场半年多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回答一个“特别不愿意回答的问题”，因为他“特别害怕解读”，所以一直在回避。当然，各种“解读”是免不了的，诸如“见好就收”“激流勇退”“紧急避险”等等猜测，尚属比较善意的解读；还有一种较普遍的解读是：离开官场，就不会被纪委盯上了……

　　这后一种解读，可能是大大的误读。真正有问题的官员，反倒不会轻易离开他熟悉且人脉丰厚的官场，况且他们也不是想走就走得了的。虽然改革开放已三十多年，执政党也已基本完成革命党的任务，实现了现代政治转型，但是很多人的观念却没有随之转变。他们潜意识里有这样一种观念：党培养一个领导干部相当不易，怎么能说走就走呢？在现实中，很多官员一旦进入公务员队伍，尤其是成为领导干部后，就“一入侯门深似海”了，不出意外都会在官场上干到退休。再加上“退下去”的官员能享受“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还包括“医疗待遇”，谁会轻易弃官？

　　梅永红早年在农业部工作，后来转到科技部工作，再后来去山东担任市长，不到5年又辞去公职到大公司做业务。这样的转型虽然跨度很大，但仔细想想也不算太离谱。从行政学和政治学的角度说，梅永红以前的官场经历，跨度其实也是很大的。在国务院职能部门做处长、司长，终归只是一名典型的事务官员，按他自己的说法是从事科技政策研究，这其实算不上“从政”。而他去地方做市长，实际上是从一名事务类公务员转型为一名政务类公务员了——从狭义角度理解，这才是真正的官员。

　　政务类公务员和事务类公务员的工作方式与责任担当的实际区别是相当大的。这方面，我想梅永红先生一定有深刻体会。从这个意义上说，我非常认同梅永红对自己转行到企业的说法，即回归更为熟悉的领域，在那里更能体现他自己的人生价值。梅永红的这一次转型，令人敬佩；我们自然也应祝福他在如今及今后的职业生涯中事业辉煌，成就其人生追求。

　　其实在国外，官员辞职稀松平常，民众见怪不怪，甚至视而不见。日本有一位政治家叫细川护熙，1993年～1994年担任首相，此前也有过不短的从政经历。据旅日作家唐辛子介绍，细川护熙卸任首相职务后去做农民，白天种地晚上读书，后来又喜欢上了陶艺，还出版了好几本随笔散文集。但是细川的上述“事迹”，在其国内却并没成为热闻，盖因这类官员“转型”已是司空见惯。

　　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和政治生态的日趋正常化，像梅永红那样的辞职相信会越来越多。民众也应慢慢适应官员及一般公务员的体制内外个人转型和职业生涯自我选择，并真诚地祝愿他们在更适合自己的岗位上，为自己和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