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企业减税清费，不宜单凭各地单打独斗，更该考虑的，是拟定出一个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如设立“国民基础社会保障包”。

　　据报道，最近多地启动了社保降费改革。21日上海市政府就发布消息，决定下调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三个险种共计2.5%的单位缴费率。至此，目前至少有7个省市按本轮中央部署出台了社保降费措施。

　　这轮社保降费，由于各地的债务负担和财政收入实力不同，运作空间也有别，如上海对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采取了降费措施，广州降低了医疗、失业和工伤保险费用，其他地区则集中在失业险、工伤险、生育险等领域；但不管相对发达还是欠发达地区，社保降费力度都相对较小，对企业来而言也更多的是象征意义。

　　这并非对涉事各地的“苛责”：要有效推动为企业减税清费的改革，单凭各地单打独斗难度很大，若能在社保降费等方面拟定出一个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会更好。

　　当前，若将社保降费放置在财税改革、财事权分配和政府债务重整等层面推进，可拓展的空间会更大。时下中央地方在财权与事权上的匹配问题，在地方债务负担重压下变得日益突出。针对该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公布的383项改革方案中，就提出探索设立“国民基础社会保障包”，以推进公私分明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

　　在目前境况下，该提议理应受到重视和适度推进。原因在于几点：首先，设“国民基础社会保障包”，可将基础性公共社会保障服务从地方上收至中央，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中央地方财权与事权的匹配。而国民获得了基础性社会保障后，将会借助中央政府的信用增加国民对中国社保体系的信任，才会缓解居民的后顾之忧，为政府推进供给侧改革、企业进行减员增效等，提供心理认知和行为认同上的保障。

　　其次，这也能有效推进社会保障体系改革，避免社保的公私混搭。目前的社保体系是以个人缴费确认制为主的框架体系，政府应尽的公共社保服务混杂在其中，这种公私混搭的社保体系，实际使社保改革复杂化，导致各地对社保的降费是存在顾虑的。因为在人口老龄化下，社保潜在的缺口限制了社保的降费空间，地方政府高企的债务负担，又限制了基于公共服务的社保计划从现有的社保体系中独立出来，同时又强化了个人缴费制的强制性。

　　而一旦设立“国民基础社会保障包”，将政府应尽的公共社会保障服务从社保体系中独立出来，个人缴费确认制的社保就会如同美国的401k计划，不再需要强制性规定，而可通过劳动者与企业的市场化协商确定；同时个人缴费确认制下的社保基金，可通过市场化手段进行运作，从而为社保费率提供市场化的谈判空间。

　　由于目前国内社保存在历史欠库问题，因此“国民基础社会保障包”的资金发放来源，要通过国有股减持和转持等，同时可加强国有企业分红划拨，而无需考虑征收社保税。

　　国有企业股权减持或转持以填补社保的历史欠库，国有企业收益分红用于“国民基础社会保障包”的支出服务，将不仅为减轻企业负担提供相对较宽松的空间，而且将缓解国企的预算软约束，如国企收益分红用于发放公共社会服务保障资金，将在财务上加强对国企管理层的硬约束，并发挥国企全民所有制的义务和责任。因此，为企业减税清费，需要的是壮士断腕的决心，以避免口号化。

　　□刘晓忠（财经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