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陆续公布的今年经济运行数据。2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双双回落，这一方面表明制造业开局不利，传统实体经济仍将困难重重，另一方面表明非制造业扩张速度有所放缓，企业对未来市场预期不看好。

　　2月份外贸形势更是不容乐观。2月份进出口总值同比下降15.7%，出口同比降幅更是超20%，创2009年5月份以来最大降幅。进口的下降既有美元升值、油价下跌等价格因素，更有中国内需市场低迷的深层原因;而出口的下降则表明国际需求并未随美国经济好转而向好。

　　与国内需求收缩、国际市场低迷相对应的一组数据，是中国国内资本对外投资、资金外流加剧的数据。1月份，中国非金融类对外投资120 。2亿美元，同比增长18 。2%。商务部官员透露，在2015年创出对美投资历史新高的基础上，今年1月又实现了对美投资15.6亿美元，比同期增长3.9倍，且正在进行的并购项目总额也超过100亿美元。2月份，外汇储备和外汇占款也双双大降，这通常意味着资本外流的压力。投资正从国内转向国外，国内投资以及内需的不足在相当程度上可由中国对外投资的增长以及各种各样的资本外流现象来解释。

　　虽然政府从去年开始也一再通过降息降准、鼓励房地产去库存等手段刺激需求，但2015年全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同比增长仅10%，为15年来最低。

　　在内外需双向收缩的夹击之下，预计一季度G D P增速将进一步下滑。这对中国经济来说，意味着总需求恐会进一步下滑。由此显示，短期来看，总需求不足才是中国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中最大的问题，宏观调控策略必须全力对抗总需求收缩所引发的经济风险。

　　这可能让一些人不理解，因为我们刚刚强调要由“需求侧”转向“供给侧”，怎么又要转回来呢?笔者以为，过多地关注于“供给侧”已经产生了一些误解，最大的误解就是认为政府不要“稳增长”了。这是错误的。要深刻理解“供给侧改革”中的“改”背后所蕴含的“不改”。概括起来，“不改”有四个，就是稳需求、守底线、防风险和靠市场。

　　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开篇就明确指出，2016年要“坚持稳增长”，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就中国当前而言，“供给侧”与“需求侧”都是同等重要的，只是说与以往相比，政策的天平应该多向“供给侧”倾斜一点。“扩大总需求”是“保底线”，而“供给侧改革”是“求未来”，现在与未来，哪个都不能舍。只不过，往哪边偏向多一点，要看当前的具体经济形势。

　　判断的标准就是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十三五”的规划将“合理区间”定位在6.5-7%。一季度G D P增速肯定会超过6.5%，是不是就安全了呢?当然不是。我们要注意两点：一是需求还在下滑，而且没有看到止住的迹象，调控需要提前预判;二是就业数据会滞后于经济数据，目前沿海一带的情况已经预示着就业严峻形势的即将到来。

　　在此情况下，政府应该在着力推进“供给侧改革”的同时，采取必要措施全力扩张总需求。

　　一是除了中央政府的发力外，还必须释放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地方政府曾在中国经济长期发展以及2008年的上一轮调控中扮演过最重要的角色。为应对总需求下滑的严峻挑战，必须立即将地方政府从笼子里释放出来。

　　二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仍在于未完成的城镇化，以及农民变市民所带来的收入与消费的升级。中国目前的产能过剩只是“相对过剩”而非“绝对过剩”。最积极的“去产能”办法则是将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从“先富拉动”转向“共富拉动”。如何继续将城镇化进行下去，是增长能够保持持续性的关键。

　　三是需要采取更积极甚至更果断的货币、金融政策。

　　四是不妨考虑亚洲金融危机时马哈蒂尔在马来西亚的做法，面对滚滚外流的资本，果断关闭流出的闸门。1月份中国的贸易顺差达到创纪录的4062亿元，扩大12.2%。这表明中国的国际竞争力犹存，人民币并没有长期贬值基础，市场“唱空中国”、大举资本外流的做法明显反应过度。

　　一句话，当世界走向萧条，谁能挺住谁就是英雄。当市场失败引发总需求崩溃时，政府调控乃是势在必行、理所应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