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福利、低保障虽然有利于降低理论上的劳动力成本，但在实践中未必有利于经济质量整体提升。劳动收入越低、劳动者越没有保障和尊严，劳动者的主体性就越弱，创造性、责任感就越低。

　　近段时间以来，是否修改《劳动法》的问题引起了中国大众的普遍关注。一些有影响力的社会精英甚至领导干部，频频在公开场合对《劳动法》发出非常严厉的批评。他们认为，《劳动法》强制为工人提供社会保障的规定，增加了企业的用工成本，削弱了企业的竞争力，并严重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坦率来说，这样的看法不仅忽略了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经营困难的原因，而且在处理劳工权利与企业活力、公平正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上，陷入了一种误区。

　　首先，《劳动法》强制企业为员工提供一定程度的社会保障，固然是增加了用工成本，但这个影响到底有多大，却是一个疑问。一方面，大量民营企业落实《劳动法》存在相当程度的折扣。中国的劳动者尤其是制造业领域内的农民工群体，往往没有受到《劳动法》的充分保护，拿《劳动法》理论上的效果，来证明中国有落入福利陷阱的危险，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伪问题。另一方面，中国企业用工成本的上升，从本质上来说，不是《劳动法》的影响，而是由劳动力供求关系决定的。即便是毫无社会保障的小工、散工，其工资水平在近几年中也有了快速上涨。这是个市场的自然现象，而不是立法的人为扭曲。

　　其次，中国劳动者福利水平、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总体来讲仍然不够。相比于以前低福利、零福利甚至负福利的状态，目前福利水平的提升虽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要据此说中国社会陷入了类似于欧洲福利国家的所谓福利陷阱，则实在有些“浮夸”了。低福利、低保障虽然有利于降低理论上的劳动力成本，但在实践中未必有利于经济质量整体提升。劳动收入越低、劳动者越没有保障和尊严，劳动者的主体性就越弱，创造性、责任感就越低。劳动力成本最低的奴隶制在经济效益上从来都不是最优的经济模式，它只适合简单的、重复性的体力劳动，而无法完成复杂性的、主动性的人的生产。

　　坦率而言，中国的经济尤其是民营制造业，的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以零福利、零保障为核心竞争力的。但这种情况是不可持续的。一方面，“血汗工厂”带来劳工阶层的愤怒与反抗，很可能危及社会可持续的发展与最基本的稳定；另一方面，低收入、低保障的分配体系，虽然有利于出口，却不利于扩大内需，而一旦外界经济震荡，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就会立刻陷入巨大的产能过剩。

　　最后，即便中国民营企业的确因为社会保障的提高而增加了成本，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把民企的生存困境归咎到保障劳动者基本福利的《劳动法》上。中国民企的生存困境是由税负、信贷、执法环境、创新能力等多方面因素共同造成的。把民企解困的思路，寄托在打压劳动者本不高的福利之上，不仅不道义，而且不科学。至少就目前来看，减税负、宽信贷，恐怕比克扣工人的社会保障更为实际。更重要的是，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之下，遇到困难首先想到从劳动者身上下手，也不符合发展的目的和宗旨。长期以来，中国的劳动者挣得少、干得苦，从来都不是福利的寄生虫，他们配得上更好的待遇更多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