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去否定人情、摧毁人情，不如努力去构建一种适合现代社会的新的人情体系，这种体系的使命在于将人情变成一个附加于契约关系之上的“增值项”。

　　一位对中国比较了解的欧洲朋友对我说，他一直搞不太懂中国文化里的一个概念，那就是“尴尬”。我对他说，“尴尬”大概相当于英文中的awkwardness。于是他给我提了个问题：中国人一向忌讳当面谈钱的问题，认为谈钱伤感情，可为什么春节时长辈要给晚辈送钱呢？为什么亲人和朋友结婚，也要送钱呢？在他看来，亲戚朋友之间互相给钱，这就是awkwardness，但显然在中国这并不构成尴尬。

　　我试着对他解释，在中国，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复杂而微妙的，而且会在不同的时间和条件下，拥有不同的形式。比如春节红包和婚礼份子钱，虽然显得有点“赤裸”，但其实背后存在着一个公平交易的系统。也就是说，你的小孩收了人家多少压岁钱，你最终也要把这些钱以压岁钱的方式“还”给人家；人家婚礼你随了多少份子钱，你结婚的时候人家多半也会“还”回来。这样一来，彼此既没有经济损失，也在这一过程中体现了人情。

　　当然，我这么一说，他更糊涂了。他反问：这样说来，人们没得选择吗？我愣了半晌，最后只好说，在大多数情况下，没得选择。

　　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在和外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遭遇这种与人情有关的尴尬。比如在与很久未见的外国朋友见面时，我总是习惯带一些小礼物送给对方，这在中国恐怕是司空见惯的事。有趣的是，几乎每一次，对方都会显得受宠若惊，不断表达谢意，并表示自己十分喜欢；但喝完咖啡结账的时候，仍然是各付各的，哪怕只有几块钱，就连侍者也会很“善解人意”地将账单按人头拆分，分别收费。在西方人看来，事情一码是一码，彼此之前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关联。接受了礼物或请客，衷心表达感谢即可，并不会构成需要偿还的人情。所以说，在西方国家生活久了，会感觉人际关系很轻松、很自在，尽管人情味不及在国内时浓厚。

　　当然，某种文化形成了某些特殊的传统，并不意味着这种传统就是天然合理的、不可批判的。在中国生活的绝大多数人，相信都曾或多或少感受过人情往来背后的沉重精神压力和思想负担。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剧烈转型，这意味着以往那种基于血缘和地缘的传统人际社会也在不断发生着改变。当传统的压力和负担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健康、和谐关系的一个破坏性的要素，难道我们不该在不同文化相互之间的差异和对照中，去展开一些反思？

　　不过，随着越来越多本不尴尬的事物日益变得尴尬，中国式人情世故的传统也在不可避免地面临冲击和挑战。在我看来，与其去否定人情、摧毁人情，不如努力去构建一种适合现代社会的新的人情体系。这种体系的使命在于将人情变成一个附加于契约关系之上的“增值项”，而非一门不那样做就不行的“必修课”。当有一天，中国的人情世故彻底脱离了与“尴尬”之间的关系，变成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基于自由意志的选择，或许人们才会真正体验到人与人之间最真挚的情感交流的那种魅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