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成都商报》对犀利哥程国荣的深度报道，读来叫人悲欣交集。

　　犀利哥成名于六年前。那张风靡一时的照片，纯属无意为之，这极大的偶然性，正隐喻命运的垂青，使他从衣衫褴褛的万千乞丐之中脱颖而出，名扬天下。那一刻，他从命运的弃儿变成了命运的宠儿。

　　只 不过，“弃儿”“宠儿”云云，更多体现了公众的一厢情愿。也许大多数人都以为，像犀利哥这样的乞丐，得到社会关爱和政府救助，返乡认亲，回归正常人的生 活，甚至还能享受名人待遇，该是天大的幸事。不消说乞丐，就连一些蓝领、白领，对此都梦寐以求呢。然而，犀利哥却以其实际行动表示了他的不屑，2014 年，他从精神病院出来之后，再次选择走向街头，走向乞丐与流浪汉生涯。他的家人曾把他拉回家过年，不料两天后，“他说你们把我从哪里接回来的，再送到哪儿 去，没办法，我们只好又把他送到县城口”。这一情节，令人想起他成名之后，地方政府表达救助意愿，他毫不犹豫选择拒绝，当时有人怪他不知好歹，原来这恰是 他的本心。

　　他的弟弟程国圣只能自我安慰：他觉得自己走南闯北，为家庭打拼，“拼来拼去没多大意思”，反观人懒心散的哥哥，“就像修道一样，已经修到一种境界了，道行已经很深了”。

　　一个人如果能过上自己渴望的生活，顺心遂愿，无拘无束，自然是一喜;只是这种生活在常人看来如此不堪，加上犀利哥本身是一位精神病患者，并无正常生活能力，思量至此，不由悲哀。

　　问 题在于，这里的“正常”，到底由谁来定义。我有一位发小，自幼便得“怪物”的绰号，那时他最大的爱好是看地图、记地名，常为我们所嗤笑。后来他舍弃邮电局 的工作，在街头摆起了卤菜摊，更加巩固了“怪物”之名。街坊口耳相传，此人绝对有神经病，事实上，他一无病史，二来智商甚高。他不愿在邮电局工作，只是懒 得听领导使唤;他开卤菜店，只因喜欢闻卤菜的香味。这说起来都是极为简单的理由，却不为世俗所谅。正常与不正常的界限，就此画下。

　　这两个案例，也许不具多少可比性。毕竟一者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恕我不再使用“正常人”这样的说法)，一者则非。然而我想说的却是对生活及其方式的选择和态度。尊重一个人，便从尊重他的生活开始，只要他的生活能让他心安，让他自由。

　　我 愿意善意理解，犀利哥的成名体现了这个社会的道德关怀。不过从结果来看，道德感却在犀利哥身上遭到了严重挫败。那么，我们该如何对待这个人呢：继续寻找、 救助，还是任其自生自灭，后者会不会使我们的良知受到谴责?老实说，我不知道答案，我始终难忘那一幕：犀利哥被众多摄像机和闪光灯吓坏了，以致仰天长啸; 还有那一句“我害怕”。

　　也许，哪怕找到了犀利哥，经过这些年的沉浮，他已经不再犀利。其实犀利只是舆论的强加，他的本色乃是迷惘。 □羽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