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和指导性，为我们在新形势下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农民日报作为三农领域唯一的中央级综合性报纸，如何结合自身特色切实把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到实处?如何进一步做好正面宣传放大三农声音?如何提升传统媒体的影响力、增强新闻宣传的公信力?联系三农宣传报道实际，我谈几点粗浅的认识。概括起来就是“八个字、四个问题”：崇农——认识问题、立言——责任问题、惟仁——态度问题、求真——标准问题。

　　认识问题

　　“崇农”说的是认识问题。在中国的历史上,重农传统由来已久,历朝历代均提倡农桑,为此而不惜抑制豪强兼并,贬低手工业和商贾。

　　崇农的重点在农民。农民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对于报社一线编采人员而言,弄清上述疑问对于搞好三农新闻宣传报道至关重要。只有对农民这个群体有个透视的认知,才能更好地用手中的笔记录他们的酸甜苦辣。新时期,我们不仅需要重新认识农民,更要正确对待农民、把心贴近农民。

　　回顾中国30多年的改革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农民在改变自己命运的同时,也创造了改革发展的两个成功经验:不吃大锅饭,不端铁饭碗。

　　当初小岗村18个农民偷偷“分地”,自此终结了“吃大锅饭”的困局, 不仅救了自己,也救了国家。农民这个朴素自然的创举,为国家改革发展大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促进、带动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不端铁饭碗”同样也是农民对国家的一个贡献。当然,农民不是不愿端“铁饭碗”,而是没有“铁饭碗”可端。农民“不端铁饭碗”的两大亮点分别是搞乡镇企业和进城务工,这两大创造为中国改革发展作出的突出贡献,举世瞩目,怎么估价都不为过。

　　之所以提出“正确对待农民”的话题,是因为在现实中,存在很多对农民的不公平。从经济社会宏观格局来说,最突出的体制弊端就是二元结构。它对农民的伤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民不能享受与市民同等的公共服务,社会资源过度集中在城市,公共财政阳光未能普照农村。二是通过工农“剪刀差”抽吸农村各方面资源。三是对农民身份的禁锢,把农民排斥在城市之外,使之沦为社会弱势群体。应该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户籍制度改革已是大势所趋。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在对待农民问题上,有一条教训是应当记取的,这就是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过去那种“肚皮饿了想农业,肚皮饱了忘农业”的错误不要再重犯。这不仅对农民不利,对城市人民也不利;不仅对农业不利,对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也是不利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保护农业,就是保护农村经济;维护农民利益,就是维护全国人民的利益。

　　农民推动了中国革命,农民又引发了中国改革。实践已经证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度,任何时候都不能不依靠农民,任何时候都不能不想着农民。什么时候我们善待了农民,革命和建设就兴旺;什么时候我们亏待了农民,革命和建设就停滞。正是由于正确对待了农民,认识了农民的力量,在1949年这个历史节点上,我们党建立了新中国;在1978年这个时代拐点上,我们党又开辟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如今,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坐标上,时代和历史向我们发出了“正确对待农民”的呼唤。

　　责任问题

　　“立言”说的是责任问题。立言包括两个内容,一是“为谁立言”,二是“怎么立言”。农民日报自创刊以来,始终以“为农民鼓与呼”为己任,从而获得了广大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的欢迎、支持,创刊伊始便得到迅猛发展。30多年来,在中央主流媒体中形成了一定的媒体位势,在社会上具有广泛影响力,在三农新闻宣传领域是唯一一张中央级综合性报纸。

　　什么叫中央级综合性?中央级就是身份,业务由中宣部、农业部双重领导,在三农领域,我们的报道无论是深度、权威性和时效性,还是舆论引导能力都应比别的媒体略胜一筹,这才称得上是中央级。所谓综合性,一是我们这张报纸重点关注的是农村经济,但不能只是农业经济;二是强调经济,但一定包括农村政治、文化、法制、民生等问题;三是读者主要是各级农业和农村工作干部,但一定还包括新一代农民;四是重点反映农村干部、农民生产生活中的问题,但一定还包括农村干部和农民关注的其他重大问题。农民日报的特点是“农”,如果什么都报,农民日报的三农特点就肯定显现不出来。

　　性质定了,那么我们的读者是谁?其实从报纸创办那天开始就一直在争论。农民日报为三农工作服务,这个说法没有异议。更准确地说,我们的报纸更多是为为三农服务的人服务,也可以说我们是间接地为农民服务。对农民日报来说,必须高举为农民服务这面大旗,一旦放弃,各方支持极有可能就会打水漂了。

　　准确定位“为谁立言”后,接下来就是“怎么立言”的问题。“怎么立言”讲的其实就是文风问题,要想有个好文风,我认为,首要的是“反对党八股”。

　　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干部会上的讲演主题就是“反对党八股”。他把党八股的坏处概括为八大罪状: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

　　毛泽东说,一个人写党八股,如果只给自己看,那倒还不要紧。如果送给第二个人看,人数多了一倍,已属害人不浅。如果贴在墙上,或付油印,或登上报纸,或印成一本书,那问题可就大了,它就可以影响许多的人。而写党八股的人们,却总是想写给许多人看的。这就非加以揭穿,把它打倒不可。

　　坦率地说,对照党八股的八大罪状,我们现在好多文章的都可以对号入座,堪称新时期的“党八股”。显然,“反对党八股”任重道远。那么究竟该如何改变文风呢?1931年12月27日,鲁迅复“北斗杂志社”讨论怎样写文章的一封信。他一共列举了八条写文章的规则。抽出几条略作分析:

　　第一条:“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

　　讲的是“留心各样的事情”,不是一样半样的事情。讲的是“多看看”,不是只看一眼半眼。我们怎么样?不是恰恰和他相反,只看到一点就写吗?

　　第二条:“写不出的时候不要写。”

　　我们怎么样?不是明明脑子里没有什么东西硬要大写特写么?不调查,不研究,提起笔来“硬写”,这就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第四条:“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决不将速写材料拉成小说。”

　　孔夫子提倡“再思”,汉语也说“行成于思”,那是古代的事情。现在的事情,问题很复杂,有些事情甚至想三四回还不够。鲁迅说“至少看两遍”,至多呢?他没有说,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在这里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码知识。

　　第六条:“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

　　我们“生造”的东西太多了,总之是“谁也不懂”。句法有长到四五十个字一句的,其中堆满了“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

　　当下,我们有不少文章,看起来神气十足,但是没有货色、奴性太重,不会分析问题,讲不出道理,没有说服力。这种文章应该逐渐减少。当自己写文章的时候,不要老是想着“我多么高明”,而要采取和读者处于完全平等的态度。你的架子摆得越大,人家越是不理你那一套,你的文章人家就越不爱看。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办事,对事物有分析,写文章有说服力,不要靠装腔作势来吓人。

　　总之,新时期“党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取而代之的应以鲜活的、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感情问题

　　“惟仁”说的感情问题。在孔子之前,“仁”这一观念并不突出,关于天道的观念主宰着人们认知事物的方式。而孔子慧眼独具,将“仁”这一观念推向巅峰,主张天道固然重要,而人的愿望是更加重要的。天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人的大部分愿望、欲求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后天教化之功。由此,人固然不能左右天道,却可以左右自己的愿望,进而影响于现实。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行为方式,即通过改造主观世界,来达到改造社会现实的目的。此后,荀子进一步提出了人定胜天的观念,强调人的愿望对于现实的影响,胜过天道对于现实的制约。

　　从仁的观念来看,我们在办报工作中是否坚持为党和政府指导三农工作服务,是否愿意为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普遍愿望鼓与呼,是否主动为为三农服务的人服务,构成了我们做好新闻宣传报道的精神动力。而有了这种内在动力,我们才能自觉地正确对待农民、把心贴近农民,才能自觉地落实“三贴近”原则,才能自觉地“为农民说话、让农民说话、说农民的话”。

　　报纸的生命力在于满足读者的需求,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办报人对读者的思想感情对读者的熟悉和了解。办报人只有想读者之所想,报道读者爱看的新闻,议论读者所关心的话题,表达读者心底的呼声,发布读者所需要的信息,才能得到读者的认同。编辑记者只有了解实际、了解农民,只有不忘记养育自己的中国农民,才能对农民有一颗赤子之心。如果有了这样一种思想和生活基础,编辑记者在新闻报道中才能心系农村,关心农民的命运,关注农村的变化,当农民的利益受到侵害时,能够自觉地站在党的立场上为农民说话,表现出一种农民情结。

　　坚持“仁”的原则,关键是“贴心”。心不贴近,不是真正的仁。做三农新闻工作,有一个感情和态度问题,对农民没有感情,甚至鄙夷瞧不起农民,张口“你真农民”,闭口“乡巴佬”,这样的人是做不好三农新闻工作的。那怎样叫对农民有感情呢?我们采访、编辑时,不妨换位思维一下:假如我是农民,我处在农民的处境,我怎么想、怎么做?或者说,如果这个农民是我的兄弟姐妹,是我的亲朋好友,我怎么对待他们?如果我们真的设身处地思考了,我们可能就对农民多了一分理解,多了一分同情,也多了一分感情。

　　2012年1月17日,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到报社视察慰问时强调,农民日报的编辑记者一定要在“四情”上下功夫,就是服务三农要有感情,做到心里装着群众,真心帮助群众,由衷敬畏群众;开展工作要有热情,做到服务积极主动,工作认真负责,努力持之以恒;开拓创新要有激情,做到以昂扬进取的锐气、百折不挠的韧性迎接各种挑战;献身事业要有痴情,做到尽职尽责忘我工作,乐于奉献,甘于清贫。

　　维护公平正义是媒体的天职,炒作不是真正的仁。在市场经济时代,媒体关注发行量、收视率,是必要的,但在吸引读者眼球的同时,不能放弃社会责任感。当前,三农问题虽是社会热点之一,但社会热点是不断切换的,而解决三农问题需要长期关注,需要持之以恒,三分钟热情,是解决不了三农问题的。媒体在报道三农问题时,必须恪守“仁”的理念,需要理性,不需要炒作。我们要深知,新闻产品只有建立在社会责任和社会公义的基础上,才能真正维护社会公义,才能真正彰显媒体影响力,才能真正体现仁者大爱。

　　标准问题

　　“求真”说的是标准问题。可以说,惟仁方能求真,否则,纵使求真一时,亦不能持之以恒。古往今来,言者不可胜数。但是,并非所有言论都能自成一家之言,而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言论就更是为数不多了。所以立言必须求真,只有代表民众根本利益、反映民众普遍诉求的言论,才能显于当代,立于后世。

　　农民日报创刊30多年来,始终遵循“做党的宣传喉舌,农民的知心朋友”的办报宗旨,大力宣传中央三农工作的方针政策,全面报道农业农村的巨大发展,及时反映农民群众的心声诉求,总结宣传基层群众的伟大创造,履行媒体的社会责任的能力显著增强,真正成为一家有担当的中央主流媒体。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在求真的报道中,我印象深刻的有两篇:一篇是1988年10月20日,《农民日报》在一版头条发表的“万张欠条带来五难”。这篇报道是从通讯员来稿中挑选出来的;为配合这篇报道,报社还组织记者采写了“农行有关负责人就农民卖粮打白条向记者发表谈话”。这组报道发出后,引起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领导的普遍重视,并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与此同时,报社收到大批农民来信、来电,他们一致认为抓住了当时农村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反映了他们的呼声,说农民日报真是农民的报纸……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农民还给农民日报社总编辑寄钱,以资表扬。湖北省孝感市三里村署名“卫真”的农民给编辑部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中说:“今天特寄100元,奖给说了真话,为我们农民诉苦衷的《农民日报》的总编辑和编辑们,奖给替农民说了真话的作者,以表示我们的一点心意。我们寄钱给你们的第二个用意,是希望报纸上多登这样的新闻,多说真话、实话,把报纸办得离我们近些再近些。”并说“请莫客气,收下这点心意。请不要退回,退回也收不到,‘卫真’不是我的真名。” 后来,作者和村民代表专程到北京向农民日报送来了用有机玻璃制作的镶着金边的十个不同的“真”字匾。这件事的确让人感动!农民寄钱奖励总编辑,在中国的新闻史上也是破天荒!

　　还有一篇就是农民日报的内参,反映的主要内容是延安水灾。2013年9月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此作出重要批示。随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副总理张高丽也分别作出批示。这是农民日报成立以来,党中央总书记第一次对农民日报的报道作出批示,也是首次一篇报道同时获得三位政治局常委的批示,为农民日报辉煌历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上述稿件反响如此之大,关键原因是讲了真话。不过,诸如此类的报道,太少了。为什么?主要是因为我们在新闻宣传报道工作中,长期以来普遍存在一个突出的问题,即回避矛盾绕开矛盾走。群众急于想知道的一些重要问题,常常在我们的中央级报纸上看不到,广播中听不到。有的重要新闻甚至是“出口转内销”。因此,一些读者反映我们的报纸“可读性”太差,“可信性”不高。

　　新闻报道必须准确、及时地反映实际,要直视矛盾和问题,敢于为农民说真话,这是搞好新闻报道、办好报纸的一个关键问题。我们的报纸是党和人民的报纸,不仅要宣传好党的方针政策,宣传各方面取得的成就和先进经验,宣传大好形势;同时也有责任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当然,新闻应当以正面报道为主,但是,这不等于说可以忽视必要的批评报道。新闻的舆论监督作用是新闻报道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他监督不可代替的,绝不能等同于小范围内通过特殊渠道的“打小报告”。所以,增加一些舆论监督性的新闻是很必要的,而且也是必须去做的。

　　农村普遍存在的问题,大都是农民普遍关心的问题。如果作为一张为农民说话的报纸,不报道这些,绕开走,那么这张报纸农民和农村干部还能愿意看吗?还能办得好吗?当然,这些问题开始时也都有不同看法,但是,事情本身和不同的看法是客观存在的,回避它,视而不见,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更不等于它不存在。相反地,只有不回避矛盾,提高新闻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在实践中明辨是非,才能统一认识,统一思想,才能不断解决矛盾,才能使这些事物得到健康发展;“捂”而不谈只能适得其反。新闻报道不能都是“结论式”的,而应当多是“进行式”。如果什么事情都等全过程完了,有了结论再进行报道,那还有什么时效?还有多少新闻?还有多少可读性?如果一张报纸没有多少可读性,不仅是巨大浪费,而且失去了读者,也就失去了生存条件。

　　那么,求真的着力点应该放在哪?我认为,主要应该放在当前最新的情况、最新的问题上面:要着重抓实际工作中的活的思想、活的问题,而不是抓那些静止的死的东西;要着重抓政治性、思想性、政策性的问题,而不是那些业务性、技术性的问题。具体来说,我们的求真报道应该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抓思想。我们必须善于通过调查研究,认真了解基层干部和群众当前的所思所想以及实际工作中的思想问题,他们有哪些要求和意见,对党的三农政策有些什么样的想法和看法,存在一些什么思想问题,这些都应是我们调查研究的最重要的内容。只有充分掌握这些思想动向,我们组织的报道才能有针对性,以鲜明的态度表明我们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从思想上政治上为群众指明方向。

　　二是抓矛盾。许多有经验的记者,在采访中总是从分析矛盾入手的,他们首先找出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哪里,分析矛盾的性质,研究解决的途径,然后提出问题,并根据问题的重要与否,是否具有普遍意义,是不是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等等,来考虑报道的主题和内容。新闻报道要善于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不停留在就事论事的表面现象上,离开抓矛盾是不可能的。愈是善于抓矛盾,问题就会挖得愈深,报道的思想性和指导性也就会更强。因此,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抓矛盾,分析矛盾,不仅是我们求真报道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一个重要方法。

　　三是抓萌芽。换句话说,也就是要善于在三农实际工作中发现新生事物。一般说,凡是有生命力的新生事物,往往反映着农村农业经济发展的要求,代表着前进的方向。如果我们能够抓住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中不断涌现的新生事物,反映它、保护它,促进它的发展,那么我们的报道就能够反映时代的脉搏,发挥很强的舆论引导力。

　　四是抓典型。运用典型推动工作,这是我们党的一个重要的领导方法,也是我们报纸的一个重要宣传方法。典型最具有说服力,解剖一个有代表性的典型,可以使我们更深刻更细致地理解许多问题,也可以使我们容易掌握一般的规律。抓好典型的关键在于识别典型。任何典型的意义都是相对的,都要受时间、地点、问题本身的性质等等条件的限制。我们要识别一个典型的意义究竟有多大,就要了解当时的三农动向和政治氛围,了解其他各地的一般情况和问题,然后加以分析比较。此外,抓典型贵在及时,如果丧失时机,典型的价值就会降低甚至消失。

　　求真方向已明,如何抓实抓好,关键在于用事实说话。用充分的事实来体现政策思想,而不是用记者的口吻去大发议论。新闻是事实的综合,其特殊价值和独特的作用,就在于用事实来议论,用确确实实的事实来感化、影响读者,否则,新闻就失去其独立存在的意义。我们有些记者往往在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上,不善于使用事实来说话,而自己出来说话,因而使新闻的效果减弱了,甚至还吃了官司。新闻必须用事实说话,也就是要通过矛盾的特殊性来反映有普遍意义的东西。新闻的高度概括,并不是简单地删掉事实所能达到的,而是应该通过具体的事实来概括。最善于应用具有个性和特殊性的事实来表现最广泛的共性和普遍性的记者,也就是最有概括能力的记者,是最善于应用事实讲故事的好记者。

　　(作者系农民日报总编室编辑、记者)

　　参考文献:

　　1. 《答北斗杂志问》,鲁迅,1931.12.27

　　2.《反对党八股》,毛泽东,1942.2.8

　　3.《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1957.3.12

　　4.《新闻工作散论》,穆青,1983.3

　　5.《在农民日报理论中心组学习会上的讲话》,唐园结,2010.8.1

　　6.《在视察农民日报社时的讲话》,回良玉,2012.1.17

　　7.《乡愁中国》,何兰生,2015.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