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目前地方政府“乱收费”与“地方债”的双重矛盾，不妨可以考虑“增税”。但这里的“增税”，并不是盲目提高现有税种的税率，不是加重企业负担，而是应该实行“结构性调税”。

　　《人民日报》近日报道指出，尽管中央层面出台了多项措施简政放权、实行普遍降费，但在一些地方财政收入中，非税收入却大幅增加、居高不下。这不仅令财政收入质量变差，也给企业带来了沉重负担。“税不够，费来凑”，公共财政收入中的非税比重上升，企业负担加码。

　　在持续的地方债高压之下，地方政府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增加非税收入、甚至乱收费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是有其内在动力的。因此，单纯打击乱收费，其实并不能釜底抽薪。要想从根本解决这些问题，还是必须从总体财政角度进行考虑。

　　社会文明程度越高，税收越高，社会越发展，市场分工越细，政府需要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越多，需要的税收也就越多，中国正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全面城市社会转型的时期，政府在城市建设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只会增加，很难减少。由于中国以前有土地出让金弥补政府财政不足，所以低税问题没有暴露，但随着土地出让金的减少，税收不足问题将暴露得越来越严重。其实，中国本来就是低税收国家，IMF世界经济展望此前曾发布IMF成员国一般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数据，中国在188个IMF成员国排名第146位，属于低税国家。

　　当前世界各国所采用的税收框架，基本上是上世纪大萧条时期建立的，后来所谓的“增税”与“减税”都是在框架不变的情况下调控税率，但是，如果现在仅仅调控税率已经完全无法解决问题。

　　因此，解决目前地方政府“乱收费”与“地方债”的双重矛盾，不妨可以考虑“增税”。当然，这里的“增税”，并不是盲目提高现有税种的税率，不是加重企业负担，而是应该实行“结构性调税”。

　　首先，可以增加奢侈型产品的税收，降低生存必需品税收。中国应该根据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产品制定不同的标准，比如可以将各种产品分为“生存必需品”、“享受型产品”和“奢侈型产品”三类，提高享受型产品和奢侈品的税收，降低生存必需品税收，甚至适度减税、免税。

　　其次，可以增加成熟工业品税收，降低高科技产品税收。比如可以将工业品分为成熟工业产品和新型科技产品，对于成熟工业品则可以适当提高税收，因为成熟工业品需要投入研发的费用非常少，只有生产费用，而新型科技产品则需要持续的研发投入，而且需要面临全球技术竞争，可以降低税收，鼓励创新。

　　第三，可以增加机器密集型产品税收，降低劳动密集型产品税收。对于产品，我们还可以分为机器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可以适当减税，对于机器密集型产品可以适当增税，因为对于那些已经实现机械化大生产的产品，劳动生产率变得非常高，价格也变得非常便宜，即使适度提高征税标准，价格也可以承受，而对于需要手工劳动比较多的行业就可以减征税收，比如中低端餐饮和理发等行业。

　　第四，可以将税收分为公共税收与专项税收。增加专项税收的比重，降低公共税收的负担，能用专项税费解决的问题就不要再用公共税收，政府提供的专项服务可以适当收费以与公务员的工资支出进行平衡，政府在特定领域的建设也可以通过专项税收加以平衡，这样就可以降低公共税收的负担，从而降低企业和个人的税收负担。

　　中国已经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税收占GDP比例应该达到40%左右，这样政府才会有足够的财力去解决社会问题，而民众一旦从高税收中享受到好处，也是不会反对的，比如在税收最高的北欧，几乎没人反对征税。

　　□高连奎（经济学者、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治理研究项目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