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市场近期遭遇的动荡，是中国迈向全球金融强国过程中所需经历的阶段性风险表达，反映出中国在应对深层次金融改革与扩大金融开放方面相关储备能力的不足。金融作为基于定价与交易规则的财富分配切割器，尽管是中国追求国家能力的重要目标指向，但在制定和执行金融改革路线图时，必须审慎构建基于国情和外部约束条件的独特新兴大国开放模型，稳扎稳打，切不可削足适履。任何时候，都应将金融风险防范置于首要地位。

　　在这个信贷已在某种程度上支撑着经济信心的泛金融化年代，即便像美国这样的超级金融强国，也很难找到能确保本国金融安全的动态最优化指标。中国当然也不例外。

　　美联储日前发布1月FOMC会议声明，维持去年12月加息之后的利率不变。这被认为是迫于全球市场压力所做的决定，因为全球资本市场自美联储去年底加息之后一片哀鸿，恐慌情绪深度蔓延，倘若美联储此刻逆势加息，估计不仅得不偿失，还会加剧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美联储此举也说明，在中国股市和汇市出现波动、其他市场短期内很难企稳的情势下，尽管美国经济基本面暂时较为强势，也难以独善其身。

　　稍后，日本央行在上周五宣布将基准利率从0.1%下调至-0.1%，这是该行五年来首次调整基准利率。日本央行新年伊始的大动作，很不寻常，但也在意料之中。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说得很直白，采取负利率政策是为了让通胀率快速达到2%，如有必要他会毫不迟疑地继续加码刺激。

　　全球金融市场的持续动荡，当然不利于本就脆弱的经济信心修复，尤其作为全球经济增长重要动力的中国，如果不能在较短时期内稳住市场情绪，将在极为敏感的传导机制下，向全球注入新的不确定性。因此，要驾驭业已进入“三元悖论”中期的中国经济，早已不能局限于盯住原来几个关键指标了，例如，中国有多少外储，有多少国内储蓄，以及投资与消费的相关指标，等等。而应放在全球经济与金融一体化的逻辑框架下，审视中国正在遭遇的难测风险。换句话说，过去仅靠凯恩斯式的刺激计划就能“热启动”经济的时代几乎一去不复返了。

　　随着中国金融开放幅度的加大，随着国内外资本进出愈来愈方便，中国即便有着3.4万亿美元的外储，也经不起市场基于“羊群效应”的提取，以及国际投资者基于看低中国市场机会的撤资行为的消耗，更何况在我国看起来庞大的外储中，真正有意义的主要是来自外贸顺差的那部分，而恰恰这部分所占比重其实并不大。所以，已有分析师建议中国必须谨慎执行金融改革方案，尽管他们认为中国资本市场还是要适当对外开放，例如在自贸区实行限额内的资本项目可兑换、推出“深港通”、拓宽境外投资者参与银行间债券和外汇市场的渠道以及进一步扩大QFII、RQFII和QDII计划的参与者群体、投资范围和投资额度，等等。而包括日本央行行长在内的金融直觉灵敏者则干脆建议，中国必须收紧资本管制，或者在适当扎紧资本流出篱笆的同时，放宽流入的渠道。而另外几个值得关注的信号是，外资近日借道抄底A股，而中国可能暂缓推出人民币在美国的交易和结算。央行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依托跨境资金流动检测管理信息系统，可适时监测跨境资金流动。这表明在还无法实现利率与汇率稳定以及资本账户自由化的三者兼具的情况下，对我国的金融监管尤其跨境金融监管确实提出了新的要求，而我国决策层也高度意识到在金融开放步调方面不能掉入美国设定的圈套。

　　中国金融市场近期遭遇的动荡，是迈向全球金融强国过程中所需经历的阶段性风险表达，反映出中国在应对深层次金融改革与扩大金融开放方面相关储备能力的不足。金融作为基于定价与交易规则的财富分配切割器，尽管是中国追求国家能力的重要目标指向，但在制定和执行中国金融改革路线图时，必须审慎构建基于中国国情和外部约束条件的独特新兴大国开放模型。任何时候，都应将金融风险防范置于首要地位。

　　中国发展现代金融尽管有着巨大的国内市场条件，人民币若能稳步国际化，也会相应提供中国参与全球顶层金融分工的重要杠杆，而这些年来在我国在金融市场体系发育以及金融开放方面确实积累了一定的基础和经验，但一个不容忽视的约束条件是：我国迄今为止所推进行的金融开放都是在以美元为中心的金融框架下展开的，哪怕是刚开业运营的亚投行在放贷方面也以美元结算。一旦中国的行为有“去美元化”倾向，肯定会招致代表现有美元利益的国际金融资本及其代言人的打压。索罗斯及其量子基金或许只是遮人耳目的棋子之一，其在国际金融资本权力圈子中并没有多少实质性地位，隐藏在其后的，很可能包括那些与我国保持良好沟通关系并经常能给中国提供决策建议的金融大佬以及诸多超级金融资本，他们才是最值得我们学习同时也最值得警惕的高手。偏偏中国自1994年以来的金融改革与开放的相关模型设计相当大程度上借鉴了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的经验，不少方面则是生搬硬套，使得由此给出的金融开放路线图在实践过程出现了诸多水土不服，并放大了金融风险。

　　现在看来，在我国极为复杂且发展水平仍然较低的金融体系里，要参照美国的做法确定金融开放与发展的一般路径，不仅需要克服的约束条件太多，而且很容易将中国的金融软肋暴露出来，甚至存在重蹈日本覆辙的危险。一旦中国实体经济出现处于下行周期，只要国际资本发出撤离中国的信号，只要国内市场信心出现动摇，欠缺华尔街金融熟手的中国，就有可能进退失据。

　　所以，中国金融改革必须坚持独特的新兴大国的路径，切不可削足适履。正如邓小平同志当年所说的，中国经济改革要摸着石头过河一样，在没有先行可参照的经验体系的约束下，我们在扩大金融开放，做强金融业的过程中，不妨稳扎稳打，局部领域局部地区先行先试，再有序推广。而金融再神秘再高端，离开实体经济以及投资与贸易价值链的支持，也是空中楼阁。

　　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免疫力仍然较弱的中国经济，必须将金融风险防范置于首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