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段“外地女子北京看病怒斥黄牛”的视频所引发的舆论事件，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基于该女子可能会在复诊时受到号贩威胁，有知名网络人士会同演 艺明星，在微博上公开表示将以陪护行动支持这位女子。昨天上午，以北京市人大代表身份出席北京市人代会的国家卫计委宣传司司长毛群安也对媒体回应：“这件 事国家卫计委高度关注，已责成北京卫计委认真调查。”从明星到官员，都加入了这场舆论博弈，这是包括当事女子、号贩和医院三方都始料未及的。

　　舆 论的大举介入，使得社会各界力量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其中。且搁置对公平的讨论，仅就在北京各大三甲医院存在已久的“黄牛”贩号现象而言，先前的状态事实上 处于一种暗箱操作下的平衡，但这位来自东北的女子，因为不懂“潜规则”，而以一阵引人注目的吼叫，打破了原先交易双方的平静。引来舆论的增援，打破了双方 博弈的平衡。

　　平衡打破之后，问责接踵而至。那么，问责的对象应该是谁？问责的理由又是哪些呢？先问责目标应该是号贩子，以及被新华 社记者曝光的与号贩子存在某种联系的医院保安。号贩子俗称“黄牛”，他们一买一卖，从中赚取差价，医院保安与“黄牛”沆瀣一气，从中收取好处，这些都是值 得细究的。在囤积倒卖专家号的过程中，他们是否涉嫌违法，是否以不正当的方式获得专家号，保安又是如何卷入“黄牛”业务的，他们担负的角色是什么，这些问 题都需要警方会同院方尽快给出详细解释。

　　但是上面只是问责的第一层。如果问题只在“黄牛”和医院保安身上，这个问题也不值得舆论大 举介入，更不值得许多专家学者彻夜思索与论争。在“黄牛”为什么存在的问题上，无论是医院专家号，还是春运火车票，或者是焦点比赛、演出的门票，经济学给 出的解释主要有两点：一是定价不够合理，二是供不应求。基于公立医院的公共属性，定价问题暂且不论，但供不应求这是一个人人都看得见的现象。实际上，造成 目前“黄牛”猖獗的还有一个原因在于，患者和医院之间有着明显的信息不对称，比如放号时间、取号规定、排队时间等，这些信息上的鸿沟，恰恰被“挂号专家” 黄牛们所填补。所以，“黄牛”存在的逻辑很坚挺，因为他在信息和落地服务上承担着不可或缺的功能。

　　这样说，并不是为“黄牛”们开 脱，而是对医院层面的挂号制度进行剖析，这恰恰是问责的第二个层面。以最新涌现的网络挂号为例，互联网+挂号的直接作用，就是急剧降低了患者与医院直接的 交易成本，患者可以超越时空限制，直接在网络上预约。如此一来，“黄牛”在挂号过程中的功能也就会丧失用武之地。当然，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实际情况是， 互联网预约的专家号分配制度，并不能消除“黄牛”的存在，因为供求矛盾并没有被真正解决。

　　与火车票实行实名制后，“黄牛”依旧能够 凭借各种高超手段进行抢票类似，火爆的专家号，即便实行实名制，“黄牛”们也总能通过更加熟练和专业的手段抢到号，然后转卖获利。我们可以预见，卫计委对 “黄牛”的驱散、打击，并不能真正消除“黄牛”现象，反而会让接下来通过“黄牛”来挂号的人承担更高的价格。这也意味着那些出不了高价的患者可能丧失就诊 的机会。

　　因此，第三层问责对象，应该是为什么北京有这么多医院，居然还会供不应求，医疗资源的分配到底存在什么问题？这当然又回到 了我们熟悉的节奏，北京医院固然多，但也经不起全国的患者来就诊。相反，恰恰是因为优质医疗资源无法下沉到各地，过度集中的资源导致了供不应求的情况，并 滋养了“黄牛”的茁壮成长。

　　东北女子的愤怒，引发的讨论不能仅仅聚焦单一的号贩和保安层面，需要更加立体、系统地来扫描整个事件。如果舆论讨论的重心没有落在医疗资源的分配、供给问题，那么这种议论就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八卦。“黄牛”现象，也一定会周而复始地反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