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女子北京看病怒斥黄牛”的微视频击中了很多人的痛点：画面上，一女子在某医院大厅怒斥号贩子将300元的专家号炒到了4500元，并指医院与黄牛里应外合，害得她从外地赶来排了一天队都没挂到号。　　

　　个案成为公共事件，通常都源于个人遭遇中包含的特殊因素与社会普遍心理之间的暗合关系。医院黄牛由来已久，舆论几经讨伐，也没能根治。女子怒斥黄牛，是喊出众多有类似经历者的“怒”。自发围观者为何愿意关注发生在一个陌生人身上的个案，还不正是因为在别人的际遇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当视频中的女子据说已得到医生的诊治之后，围观者迟迟不愿散去。个体得到“迟来的公正”显然并非常态，它更象是医院应对舆情危机的一次公关活动。公众的诉求其实并不在，或至少主要不在某一个体的命运，而指向制度的公正——只有制度的公正才能惠及到每一个人。医院的挂号制度如何才能实现“制度的公正”？先来后到的排队制不是最能体现自然理性与朴素正义吗？号少人多，总有人挂得上，有人挂不上，那就愿“排”服输呗！　　

　　但就是这原始的正义也往往可遇不可求。号贩子为何猖獗？因为有暴利在。于是有人呼吁说，只要病人都不向号贩子买号，这一行当自然就绝迹了。但对于多数千山万水赶来的病患来说，哪能说不要就不要。看个病也要上北京，多半也不是什么感冒发烧之类的常见病。号贩子这门生意，做的就是趁人之危。从道德上怎么谴责，怎么怒斥，估计都打动不了这个群体。所以说，“女子北京看病怒斥黄牛”的痛点还不仅仅在于它找到了一个真问题，而更在于，它呈现了一个看上去无解的疑难杂症。求解这一问题，还没有一个对症的专家号可挂！

　　舆论每每将矛头指向医生，他们显然也很委屈：“病人找我看病，挂号费10元，还是医院统一收的。号贩子把一个号炒到上千元，这不是我在为号贩子打工吗？！”对医生来说，病患面前人人平等，给谁看病都一样。　　

　　医院总归有些责任。挂号制度是医院推行的，制度的漏洞也得由院方来堵。这些年，互联网+概念大热，一些医院不但有了网上挂号系统，有的还设了微信服务号甚至手机APP。创新诚可贵，然而并没有什么用！互联网能够借助平台解决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但解决不了医疗资源的严重不足。全国各地的病患都来北京就诊，北京的医院实际上承担了“国家医院”的重任。供需明显失衡，何解？　　

　　经济学家王福重语出惊人，号贩子没错。“感谢号贩子。价格是供求决定。”怎么才能让专家号到达需要人的手里？王先生说了，只有一个办法：提高挂号费（或者让价格浮动）！只要提高到一定程度，就能供求相当，看病的人数和专家号数量相等。这时候，号贩子就会消失。　　

　　这套市场经济的理念是没错的。但它的成立有个前提：医疗得是个市场化的行当。可惜医疗不是。和教育、交通、军事、外交等一样，医疗具有公共利益的属性。它关乎人的尊严，更关乎人的基本生存条件。医疗资源的配置，就不是市场的手在调节。到挂号这里，你却要市场，这就有点缘木求鱼了！　　

　　号贩子还有治没治？要我说，先治标再治本。国家医疗保障的全覆盖，医疗资源配置的均衡化，得一步一步推进。在此之前，正视号少人多的现实，能够破除信息不对称，实现挂号底线正义的，也得做。治本尚待时日，并不表示就只能袖手旁观。治标和治本又不是一道二选一的单选题。

　　（王琳 法学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