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态势非常显著。近几年来，对我国经济的诸多分析，不管是说好还是说不好，有个比较一致的判断，就是宏观环境并没有太大“变化”。但沪深股市2014年下半年到2015年上半年大涨，2015年又经历了过山车般的大起大落，与经济形势的“不变”形成强烈对比。所以，把股市的变化与经济发展态势联系起来没有太多实证支持，把2016年开门急跌的股市走势与制造业PMI数据联系起来非常牵强。

　　刚刚发布的财新中国制造业12月PMI指数为48.2，采购经理人协会12月制造业PMI指数为49.7，双双处于所谓的荣枯线以下。但笔者认为不必过度解读制造业PMI处于荣枯线以下所释放的信息。

　　PMI处于荣枯线以下，不必解读为企业对未来经济的悲观“预期”。制造业PMI指数处于荣枯线以下说明企业没有扩张意愿。众所周知，目前我国制造业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高耗能和高污染的结构性矛盾，制造业各类企业没有扩张意愿是再正常不过的选择，如在目前情况下扩张，反倒是不正常行为。PMI处于荣枯线以下，反映了企业对未来更理性、更务实的判断。

　　制造业PMI处于荣枯线以下不必解读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增量”信息。经济下行压力主要来自“制造业”的结构性矛盾。数据非常清晰地显示了投资增长的下降态势，从2014年的平均14%降至2015年1至11月的10.2%。分产业看，2015年1至11月，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28.7%;第二产业投资增长8.1%;第三产业投资增长11%。很多上游原材料生产行业投资为负增长。投资增长下降主要来自第二产业的投资增长下降，“三高”企业主要属于第二产业，所以“三高”产业调整早已开始。三大产业中第一、第三产业的产值增长率都在提升，只有第二产业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放缓，与投资下降的领域判断一致，也印证“三高”主要是第二产业的问题。所以投资增长放缓包括近几年经增速放缓，主要是第二产业不合理的结构调整引起。

　　依笔者之见，“制造业”PMI指数处于荣枯线以下释放的最准确的信息，应是制造业的“供给侧结构调整”在两方面均未到位。

　　第一，“制造业”PMI指数处于荣枯线以下，释放了供给侧结构调整针对已存在的不合理的结构性矛盾的调整尚未到位的信息。在2016年的五大任务中，首当其冲是“去产能”，这在给出了对不合理结构矛盾调整的时间表，加大调整力度，加快调整的速度的同时，也显示了制造业不合理的产业结构调整尚在路上，与制造业PMI处于荣枯线以下企业处于不扩张的状态释放的信息完全一致。

　　第二，“制造业”PMI指数处于荣枯线以下也释放“供给侧结构调整”促进合理的产业结构形成方面的调整尚未到位的信息。在新常态阶段，要素驱动转化为创新驱动，包括科技创新、技术进步、更合理的劳动分工、制度改革等等全要素驱动力提高和改善。如果调整到位，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重新优化资本和劳动要素的配置，培育新的增长点和创造新的增长动力。企业就会在新结构下抓住机会加大投资加速扩张，创造更高质量和更高效率的新的供给占领市场。这应该是“调结构是稳增长的关键”的逻辑。反之，“制造业”PMI指数处于荣枯线以下说明新的增长结构尚未成为新的增长动力，不足以调动企业扩张意愿。

　　另外，不必把制造业PMI的数据与股市的涨跌联系起来。近年来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态势非常显著。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以后，经济低迷了多年，2009年至2014年都在潜在增长水平之下，可道琼斯指数2010年就从2009年的6400多点一举越过10000点大关，更在2011年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美国经济在量化宽松政策支持下的虚拟经济繁荣，并不是真实的经济繁荣，被过度虚拟的股市也不是经济的晴雨表。沪深股市也不是经济晴雨表。因为近几年来，对我国经济的诸多分析，不管是说好还是说不好，有个比较一致的判断，就是宏观环境并没有太大“变化”。但沪深股市2014年下半年到2015年上半年大涨，2015年又经历了过山车般的大起大落，与经济形势的“不变”形成强烈对比。所以，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的现象非常明显。所以，把股市的变化与经济发展态势联系起来没有太多实证支持，把2016年开门急跌的股市走势与制造业PMI数据联系起来非常牵强。

　　在政策判断上也需要转变理念。不要在短期刺激政策的变化上做文章。应全面理解新常态经济发展阶段宏观调控的五大基本原则。宏观政策要稳的意思，应是一旦设置了短期政策目标，就不会经常性“微调”。比如货币政策，今年货币供应量增长目标应像去年一样，超出经济增长目标4至5个百分点。只要货币发行不超过既定增长目标，稳健货币政策就得到解释。“灵活适度”应该是指央行以创新不同的货币政策目标的操作工具，给政策调控在操作层面留下更大空间，而不是指货币政策目标的不断变化。使用存款准备金率属于货币政策的数量控制方式，是否调整如何调整，要考虑资本流向和外汇占款变化，而不应理解为货币政策由“稳健”向“宽松”的转向。货币政策的价格控制方式，相信会配合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更频繁使用，利率走廊的上限与下限的调整和变动，应是数量控制和价格控制的结合。

　　产业政策要准是个新提法。产业政策要引导产业调整和发展，是个中观政策，如果产业政策“不准”，可能会使该淘汰的产业没淘汰，该发展的产业不能发展。未来一段时间的“供给侧结构调整”和今年五大任务的实施过程中配套的产业政策，应是“有的放矢”的、值得关注的产业政策的变化。

　　微观政策要活方面，需向有利于调动企业创新转型升级发展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方向进行政策创新。也就是在进一步简政放权的同时，需要新的政策鼓励企业的主动参与和求变意愿，才能更有效率地推动“供给侧结构调整”。改革政策要实的内涵就很多了。因为改革是“全面改革”，所以对未来在改革政策，以及改革政策对改革的作用的研究有很多事可做，期待务实的改革政策带来的制度性红利。财政政策可能是社会政策保底的最重要的政策保障，因而可能在未来的供给侧结构调整及调整带来的各种社会和民生的变化中担当重要角色，更大尺度的积极财政政策理应有前瞻性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