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们对婚假“缩水”的担忧，实则是对法定假日乃至整个休假时间的担忧。

　　12月27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计生委法制司司长张春生表示，刚刚表决通过的计生法修正法草案对晚婚晚育不再作出限制，晚婚假正式取消。

　　众所周知，当初我国立法设立晚婚假制度，意在从国家层面以法律形式来奖励晚婚晚育，促进代际生育间隔拉长，从而达到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目的。如今随着我国生育形势的变化和初婚初育年龄的变化(分别为25和26岁)，新的计生法不再对晚婚晚育作出限制，作为其配套的假日奖励也随之结束其历史使命，可谓顺理成章。

　　然而，对于晚婚假的取消，很多人还是表示了不满。一如诸多网民所言，3天婚假连婚礼都办不完，更遑论蜜月。那么，婚假“缩水”的问题，是否需要国家立法来解决呢?以笔者所知，纵观当今世界，以国家立法方式规定婚假天数的国家屈指可数，其中以澳大利亚为最，国家法律规定婚假15天，而且必须带薪强制休假，雇主如果违反这项法律规定，就会被诉上法庭遭受惩处。其他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是由雇主单位去落实长短不一的婚假。以美国为例，无论联邦还是州政府层面，均未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婚假时长。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也并无此项立法规定。尽管如此，事实上各个国家的雇主，都会给自己的员工不等的婚假。

　　可以揣测的是，多数国家之所以并不需要国家立法确定婚假，原因无非有三：一是婚丧嫁娶乃人类都面临的大事，雇主理所当然应该站在人情角度给雇员一定时间假期，无须公权力操心去立法强制规定;二是雇主们和雇员在这个问题上一直配合得较好，从来没有成为一个劳资纠纷议题或者社会问题;三是婚假长短交由雇主去自我判断，以此显示其公司福利之优劣。

　　从这个角度看，解决婚假“缩水”的问题，钥匙仍然在雇主那里。如果一个雇主真的将其压缩到底线水平，无疑是在公然挑战公序良俗，也势必把自己置于全体员工乃至社会公众的道德压力之下。

　　延伸一步说，青年们对婚假“缩水”的担忧，实则是对法定假日乃至整个休假时间的担忧。从这个层面来说，要消除其担忧，就只有大力推进休假制度改革进程：立法保障所有用工单位带薪休假制度的贯彻落实;逐步稳定法定休假天数;赋予求职者和雇员在带薪休假方面和雇主谈判及监督落实的权利等。

　　□张智新(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