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两位在地铁站内结伴行乞16年的盲人梁伯和伍婆婆，最近引来了街坊和媒体的关注。两人并非夫妇，结识于盲人工厂，十几年来形影不离，游走在广州 地铁东山口站。近两三年来梁伯常常落单，只因85岁的伍婆婆身体不好，需要住院，梁伯只能一个人出来行乞。他们的故事经媒体披露后，东山口地铁站里涌来一 波又一波想帮助梁伯的人潮。面对突如其来的涌动爱心，梁伯觉得行乞是一种“自力更生”。

　　外人可能很难理解，梁伯和伍婆婆均有子女， 两人也有退休金，梁伯每月有500多块，伍婆婆则有1000块左右。目前家里还请了一位腿脚略有不便的保姆，专门照顾伍婆婆，每月工资1500元。其中伍 婆婆的儿子出1000元，剩下500元由两位老人负担。应该说，虽然家境并不宽裕，但也不至于忍饥挨饿、无钱治病。说起来，两位老人去行乞，并非走投无 路。

　　一般人看来，乞丐、行乞，低人一等。对于那些放不下“自尊”的人，很难想象，他们会迎立街头向人讨要财物。但为何两位失明老人 却义无反顾，甚至乐此不疲，并且一再拒绝社工和救助站的帮助？梁伯的解释，归纳起来有二，第一，行乞只是一种生活方式；其二，健康的人不大懂得照顾盲人， “倒不如我和婆婆互相照顾”。

　　话虽短，却一语道破行乞者的世界，并非如你我想象如此那般。近年来有关“行乞权”，以及城市该不该设 “禁讨区”的讨论一直不断。有学者就认为，因为乞丐现象是社会不平等的表现，为乞丐争取“乞讨权”，等于固化了差别意识和不平等，相反，我们应该争取的是 不乞讨的权利，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就要完善社保体系，将乞丐纳入社会救助范围，保障乞丐能像普通人一样“正常生活”。

　　持以上意见的 人，面对“自愿行乞”的梁伯，不知会作何感想。梁伯与伍婆婆虽身体上有障碍，但并不认为自己就此丧失了劳动能力。对他们来说，行乞本身就是一种劳动。他们 拒绝了政府救济，通过行乞这种劳动增加收入并且保有为人的尊严。一句话，何谓“正常”生活，梁伯有他自己的定义，只不过，他的定义与主流社会的定义有所不 同。所谓正常人的怜悯、同情、哀其不幸，根本不是行乞者本人的感受。

　　实际上，在世界不同地方，行乞并不总是一件“丢人”的事。在许 多阿拉伯国家，行乞者随处可见，且衣着干净、谈吐文雅，行乞时周围的人和店家也不驱赶，甚至为其遮风挡雨。这种独特的行乞现象背后是施舍文化的兴盛。而在 我们中国文化中，也有“相逢何必曾相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无功利交往原则，很多行乞者精神上始终有善念，乐观豁达。

　　只要不是 尾随滋扰，而是建立在你情我愿基础上的行乞与施舍，我看不出有驱赶、禁乞的必要。毋宁说，有人行乞，有人行善，本就是社区生态，甚至是人与人之间利益交换 的一部分———有人从施舍中收获良善和自我满足，有人通过行乞改善生活。有学者在研究中国“面子”文化时认为，在社会分层结构中，陌生人之间的交往，规则 平等透明，人与人之间无关道德和能力评价。应该说，街坊与梁伯、伍婆婆，本在这一点上相安无事，双方做得非常好，好就好在“装作看不见”：1路车上有梁伯 的专座，附近街坊给他们带吃的，理由是交流煮食心得。可眼下的“爱心大爆发”，打破了行乞与行善者之间的体面与平衡。行乞者不需要大家另眼相待，只求别人 不要试图为他们的生活做主，就是最大的尊重。 □兽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