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北京大学教授饶毅和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罗云波，日前与江西籍人士举行了座谈，回应家乡人对转基因的困惑。这则并不算显眼的新闻，并未登上各大媒体报章的头条。当然，一两个学者，即便再大牌，与家乡父老会见，也的确没有大肆报道的必要。如果不是与转基因相关，我们亦无在此讨论的必要。

　　饶毅和罗云波同为国内知名的科学家，同为海归，也同为江西人。他们选择以座谈的方式与自己的老乡们谈谈转基因，说来也颇为有趣。一般而言，座谈会比较随意，这与转基因这样严肃的科学话题，显得有些格格不入。饶、罗二人，一不是选择正式的演讲，二不选择撰文刊发，唯独用座谈的方式进行交流，个中考量究竟如何呢?

　　反对转基因食品合法化，甚至谈“转基因”色变的那部分人，绝大多数并不能精准地说出科学意义上的推论。他们主观情绪上的吐露，往往更加明显。或者是捍卫民族生死存亡的呐喊，或者是对食品安全的严重质疑，或者是对无良公司的声讨，在其眼里，媒体抑或学者，为转基因说话，即是站台，即是被收买者。正如风险认知模式心理学家保罗所指出：“当面对新出现的，未知的科学技术时，实验数据绝对是主观情绪的手下败将。”

　　从饶毅和罗云波一贯的观点和立场来看，二人对于转基因食品都持有较为正面的态度，他们认为只要是美国、中国国家批准的转基因食品，就是安全的。二人的态度，如果从反对者的角度来看，大抵有被收买的嫌疑，可列入“砖家”名录。不过，饶、罗二人面对的不是一群激愤人士，而是自己的老乡，连着土地情结的“乡亲”。

　　这里涉及到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分析，即信任是如何建立的。对于理性的科学工作者来说，对转基因食品的信任，来自于可重复的科学实验结果。但对于普通的非科学工作者来说，信任包藏在许多非理性的情感之中。“老乡”是基于共同生长的土地而生成的一种地缘关系，尽管城市化打破了人们基于土地的联系，“背井离乡”成为大多数人的选择，但总的来说，见到老乡，尤其是见到“功成名就”的教授老乡，人们的信赖会提升不少。

　　饶、罗二人在座谈会上交流的对象，自然也是一般意义上的人，他们中的很多人不是科学工作者，不懂转基因技术的原理。面对北京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的教授，他们的信任基于的是一种主观情绪，而非客观理性的认知。我们固然不排除饶、罗两位教授在沟通中具有“深入浅出”的能力，但高耸的知识壁垒于一般公众而言，不可能一下子被打破。

　　与饶、罗两位教授的举动有些类似，近期一名记者在辞职之后，尝试连续100天食用转基因，这则新闻也引来了不少关注。事实上，无论是教授们与老乡的座谈，还是前记者直播食用转基因食品，科学分析和社会论述都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对于态度的转变者们来说，促使他们转变的理由，很可能不是真正能够意识到科学原理，而是对教授、记者的信任，以及对老乡的信任。这种信任的生产机制表明，在传播的意义上，信任不是一个理性科学问题，而是一个主观情绪问题。

　　饶毅、罗云波做法的可贵之处起码有两点：其一，敢于公布座谈会的记录，这意味着将自己的论述置于可讨论的公共空间，接受其他科学工作者的质疑。这样做，也有利于排除自己被收买的可能。其二，与老乡座谈的方式，开辟了更接地气、更柔软的沟通方式。他们在功成名就之后，虽然不能像古代的高官商贾那样，在物质上反馈家乡，但在知识的反哺上，他们也可以被称作“乡贤”。

　　在具有争议的话题上敢于站队，即便当事人认为自己遵循科学和尊崇内心，依旧不能免除被一派人扣上“砖家”帽子的可能性。对此，我们并不想贸然认可或者反对饶毅、罗云波两位教授的观点，而是希望更多科学工作者公开站出来发表自己的观点。因为，不管是深入浅出的科学分析，还是接地气的柔性沟通，讲究逻辑的公开讨论，都有利于驱散转基因食品的迷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