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步之处。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农民作为中国社会最大的社会群体和改革的先行者，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没有农民的发展，就没有中国的发展;没有农民群众的创造奉献，就没有今天中国的伟大崛起!

　　在长期的农业生产环境中、在日复一日的生产和生活中，农民群众渐渐形成了一些意识、态度和看法。除了高大上的理政治国学说，农民身上那些理性的品质，正是造就“中国奇迹”的关键。　　

　　勤 劳

　　勤劳是指辛勤地劳动，将劳动视为生活的源泉，也是人生最重要的价值。有所劳才有所得，多一分劳动多一分收获。劳动不仅是生存的目的，而且是一种人生态度，是人的一项“天职”。特别是在人多地少的中国，“强劲的体力多于良田”，更需要通过不断的劳动投入才能得以生存或者积累财富。

　　中国农民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为勤劳的群体之一，“勤扒苦做”“起早贪黑”是高尚的、为人称道的行为;“游手好闲”“好吃懒做”“偷懒耍滑”更为农民所鄙视。尽管他们在外务工辛苦，但当他们一年一度回到家乡能够带回在家乡不可能获得的收入，内心会油然生起自豪感和满足感。

　　中国能在短短20多年内成为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不能不归功于不知疲倦的农民工。是勤劳而不是技术，扩张了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农民的勤劳理性与工商业社会提供的致富空间形成“叠加优势”成就了“中国奇迹”。　　

　　勤 俭

　　生产和消费是日常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如果在生产方面表现为勤劳的话，那么，在消费方面则表现为勤俭，即努力节约，将消费支出降到最低限度。

　　这是因为，农业生产收益有限，没有更多的财富可以消费。而农民的生产与消费是一体的，节支就意味着增收。同时，农业生产受自然天气影响很大，有丰年也有歉年，而外界不能提供相应的生活保障，农民只能依靠自己的积累进行自我保障，由此形成农民日常生活的节俭理性。

　　节俭理性在经济波动剧烈的今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中国可以通过资本的滚动不断扩大再生产，由一个资本短缺的国家进入到一个资本剩余的国家，国家“不差钱”。另一方面，高储蓄率使国家和民众都有足够的能力应对经济危机。在国际金融危机中，西方国家只能利用历史遗留的金融垄断地位和成本高昂的保障体系来度日，中国则可以充分利用高储蓄而从容应对。　　

　　互 惠

　　有人说，中国农民天生“善分不善合”，其实“分”与“合”都存在。农民互助合作由来已久。因为一家一户无法完成生产和生活全过程，特别是在农忙时期，农民都会以换工等形式互帮互助，实现的是互相均衡收益，即互惠。

　　农民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助互惠行为更多，如“患难相恤，守望相助”，婚丧嫁娶等生活大事的邻里之间互相帮忙等。“帮帮忙”成为传统中国人的口头语，也是人生的价值所在。

　　这种农民式的互惠理性提升到国家层面，就是改革开放后国家倡导的合作主义对外关系，形成国家间的合作模式。合作而不是冲突，对话而不是对立，互惠而不是互损，不仅为中国的国际形象大大添彩，而且增强了中国经济的总竞争力。　　

　　好 学

　　农业社会也是一个学习型社会。只是这种学习主要是经验式学习，学习内容是世代相传的农业经验，学习方式也是耳濡目染。不学习就无法承继家业，正常生产。更重要的是，传统农业社会的发展空间不多，要出人头地就只能做官，要做官就必须努力学习。因此，“耕读结合”、勤奋好学也是中国农民理性的重要内容。家里再穷也要让子女读书，或者家族供养一个有可能出人头地的学生。

　　进入工商业社会以后，对于农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只有学习才能掌握生存发展的本领。因此，农民们以全方位开放的心态去接受新鲜事物。同时，他们的学习又充满着农民的理性，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安排学习的内容和方式，具有典型的经世致用的实用性特点。

　　首先是模仿式学习，虽然不懂，但可以“照葫芦画瓢”，不需要支付多少学习成本就可以将他人花费甚大的东西学到手。其次是选择式学习，学习是经世致用而不是虚无缥缈的幻想，学习什么、不学什么、先学什么、后学什么，都根据自己的需要。再次是创造式学习，在学习的同时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社会发展趋势进行加工、提高，以创造出新的东西，而不是一般的“拿来主义”，由此就可以做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中国人走向世界，能够在举目无亲的异国他邦站住脚，并能出人头地，主要依靠的是中国农民式的勤奋和好学。大量农民进城或到外地务工经商，对陌生世界一窍不通，也主要依靠学习。那些成功的农民企业家，更是出类拔萃的学习典范。

　　30年的主动的全方位开放，使农民的好学理性的能量发挥到极致。林毅夫等人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是技术进步的“后发优势”，其实现方式是向其他国家学习、模仿，由此大大节约自己投资开发研究的成本。经世致用的农民学习理性与工商业社会的知识创造财富结合的“叠加优势”成就了“中国奇迹”。　　

　　忍 耐

　　中国农业社会里的农民是一家一户生产的小农，要在不可驾驭的自然环境下获得生存，必须具有高度的韧性，能够忍受一切艰难困苦。同时，为了应对艰苦的环境，必须寻求社会支持，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农民在日常生活交往中非常注重人伦关系的和谐，为人处事尽可能避免纷争与矛盾，以和为贵，以“忍”为上。

　　西方列强是在商人和海盗主导下崛起的，在资本扩张的诱导下，信奉强权，张扬个性，它们只会为一个自己所期待的目标不断地进攻，而绝不会忍耐。这也是进入20世纪以后产生两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原因。战争无疑会使人类支付巨大的成本。

　　中国进入世界时，已是一个强权的世界，但农民的忍耐理性帮助了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环境极度恶劣的条件下，毛泽东提出了“持久战”。国家总体落后使中国不可能获得战争的速胜，但中国也不会因此而灭亡，因为中国是正义的一方，特别是中国人有着无与伦比的忍耐精神。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世界社会主义制度遭到重大挫折时，邓小平提出了“韬光养晦”“不出头”的战略。“不出头”就可以埋头搞建设，积累实力，可以不成为他人攻击的对象。尽管局部、个别事件可能受到一些伤害，但从大局看就得忍耐。实力强大了，局部性个别事件也会减少。为此，中国提出了“和平崛起”的理念。这一理念希望在国家的崛起过程中尽量以和平方式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冲突和矛盾，以减少崛起和发展的成本。富于忍耐的农民理性与工商业社会的扩张式发展结合的“叠加优势”成就了“中国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