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充满了敌意成为互联网谈话的一大特征，它使得正常的说理变得根本没有可能。相比转基因之争，此种公共情势更加令人焦虑。

　　崔永元微博“挂骂”中国农大学生是垃圾引发众怒，大批网友组团要求崔永元向农大学子道歉。据报道，从11月25日21：50开始至26日12：35，崔永元以“说脏话”为由在微博上挂出数十幅微博认证学校为中国农业大学的网友微博主页截图，并声称被挂出截图的网友为“垃圾”，让“农大回收”。崔永元表示，此次微博“挂骂”并非针对所有农大学生。“我是一名老师，教育孩子是我的职业。”崔说，“如果再有类似的学生，我还会继续挂。”

　　然而，这到底有什么作用?“挂骂”了一群学生就证明了转基因的确应受到抵制?

　　对骂，无论网上网下，大概都是一种最不见教养也最没有效率的事情。我倒不想仅仅以公众人物的身份来“绑架”崔永元，置身在这样一个“约架”或“互撕”成为寻常现象的社交媒体时代，面对那许多打上门来、不堪卒读的叫骂，要让每个人都做到心平气和、不起波澜，毕竟也难。但一个社会公共教养的缺失，必然是以众多公众人物在公共说理方面的风度尽失为标志的，而且它也进一步加剧了公共教养的败坏，以及互联网上的敌对情绪。

　　我无意置喙崔永元所坚持的“抵制转基因”事业，但我从来不反对在转基因支持者的阵营之外，出现一个崔永元。也正是因此，我也并不认同网上此前流传的那篇题为“为什么崔永元是一种恶”的文章。因为这篇文章认为，愚昧无知是一种恶，崔永元就是恶势力的代表，他整合了全中国封闭落后的民众，与现代文明做最后的对决。其实，即使真是如此，如果现代文明终究不能解决“愚昧无知”的问题，则此种文明又何以现代?

　　崔永元对转基因的抵制，很难说是一种恶，但“挂骂”却必须是。学者徐贲说过，沉默代替对骂是公共说理的进步。而早在1927年，杜威就已经认识到，谈话是民主生活的核心特征，公共生活的复兴首先要求“改善辩论、讨论以及劝导的方式与状况，这正是公共问题”。然而，我们今天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充满了敌意成为互联网谈话的一大特征，它使得正常的说理变得根本没有可能。相比转基因之争，此种公共情势更加令人焦虑。

　　当然，尽管在公共说理或公共教养的层面，公众人物势必要承担更多义务，但这并不意味着普通网民就可以肆无忌惮。崔永元“挂骂”事件中，那些遇事动辄开骂的大学生们，受了那么多年教育，总也得学点好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