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发改委推出天然气价格改革方案，与此同时，涉及电力、水务等公共事业行业的价格改革也都在加速推进。结合近一段时间二孩政策落地、税制改革如环保税开征在即、减轻企业税负讨论升温等，不难发现，目前政策着力点更加注重从供给端发力来支持经济增长。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近期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改革”所释放的信号，笔者发现，目前决策思路已经由以往着重强调从需求方即三驾马车(即投资、消费、出口)的角度进行刺激，转向更加倚重新供给学派的创新，体现了本届领导人指导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治国理念已发生转变。

　　为何中央经济治理思路从“需求端”到更加强调“供给端”？未来需求管理与加强供给侧的关系如何平衡？值得深入探讨。

　　需求端困境凸显供给端发力的必要

　　对“四万亿元”经济刺激的反思是五中全会经济治国思路转变的一个契机。回想2008年下半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出口曾急转直下，从年初的超过两位数增长迅速回落至负增长，直到2009年一季度，出口转为两位数负增长，且工业生产大幅下滑，发电量零增长，大量中小出口企业关闭，沿海地区失业潮出现等等。在此情况危急之时，中国政府推出了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一度带动中国经济率先走出低迷，引领全球经济增长。

　　然而，时隔七年，“四万亿元”的后遗症逐步显现，包括二三线房地产市场积压严重、地方政府债务高企、银行坏账风险加大以及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等，都与之大有关联。新一届领导人上台以来，对当前经济形势的认识逐步清晰，从最初的“三期叠加”，即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到如今的中国经济“新常态”，都体现了决策层对以往仅强调需求端过度刺激而忽视经济增长本源的反思。

　　实际上，经济增长从本质来讲取决于资源禀赋与制度条件。劳动力、资金、土地等是支持经济增长重要的生产要素。但近年来投资回报率大幅下降，人口红利减少，环境污染等成本上升，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增长率已有所下降。在此背景下，仅仅依靠需求刺激，显然作用有限。

　　例如，近年来投资回报率已呈现下降趋势。根据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白重恩教授的研究成果，中国调整价格之后的税后投资回报率，已从1993年的15.67%的高水平持续下降，截至2012年已降低到2.7%的新低水平。

　　而相比于过去几十年里，廉价劳动力是中国的比较优势之一，如今优势已然降低。从总量来看，自2012年中国劳动人口到达峰值后便开始下降，至2014年末，16周岁以上至60周岁以下的劳动年龄人口同比减少超过370万，劳动力供给短缺已不容忽视。与此同时，伴随着刘易斯拐点到来，低端劳动力工资不断上涨，中国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生产优势逐步减少，出口竞争力受到挑战。

　　另外，资源环境方面，以往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问题也愈加严重，如今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问题困扰着传统要素供给，迫使未来中国GDP从更加注重数量向更注重质量转变。

　　如此看来，应对上述困局，仅仅依靠以往传统的三驾马车刺激政策无法解决根本问题，新常态下亟须加强供给侧改革，而此次“十三五”报告以及习主席讲话都体现了这一思路的转变。

　　例如，强调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恰恰是出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考虑。在创新框架下，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将有利于释放新需求；强调制造业升级，也才有助于走出过度刺激造成的产能过剩困局；另外，“全面二孩”、加大教育投入、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等，都是强调人力资本对增长的作用；而坚持绿色发展，方有助于破解环境约束。更深层而言，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国企改革、财税改革，则是体制供给为增长提供新的支持。

　　需求管理与加强供给侧的关系如何平衡？

　　重点强调供给端改革是否意味着反周期经济政策被束之高阁？不难发现，当前已经有一种解读认为，是以往“四万亿元”需求管理政策造成了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困境，决策层转向供给改革则意味着放弃需求管理。在笔者看来，这种理解同样有失偏颇。

　　与上面逻辑类似，我们既不能过度强调短期增长而忽视长期制度改革，也不应仅仅强调制度改革，而放弃短期稳增长的必要。其实，“四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之所以受到诟病，并非仅由于在经济硬着陆风险加大时采取需求刺激本身，更重要的是顾此失彼，在执行过程中忽视了结构性调整的必要。

　　事后来看，当时的刺激计划虽然名为“四万亿元”，但最终带动银行资金与地方平台资金超过10万亿元，且在项目选择上不加甄别，并没有与产业升级相结合，相反，过度支持钢铁、造船、光伏等产业，最终造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而家电行业也由于节能补贴政策导致近两年国内家电厂商坐享红利，技术革新落在了国际竞争者之后。此外，银行金融体系缺乏自主权承担了准财政功能，以及国有企业的隐性担保机制，对最终困境的产生也有影响。

　　因此，在笔者看来，强调供给端发力与创新是看到了事情的本质，但“四万亿元”的教训不在于是否推出需求端的刺激政策，而在于稳增长与促改革顾此失彼。未来，总结前者教训，强调供给端发力与制度创新，是看到了增长的本质，但这一切的基础仍离不开平稳的经济环境，未来五年保持中国经济6%~7%的中高速增长，在笔者看来仍有必要。

　　这就需要强调适度需求管理与侧重供给端改革协调推进。例如，当前中国经济下滑，基建投资的任务仍然艰巨，此时应该注重一方面发挥民间资金的作用，如通过PPP合作；另一方面运用反周期的财政政策作用，通过减税、增加政府支出等手段，加大中央财政支出而非让银行重新贷款给地方融资平台承担准财政，有利于避免地方债务问题重演。

　　同时，通过降息、降准等宽松货币政策，保证整体流动性充裕、资金成本降低，以减轻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资金瓶颈。房地产市场方面，以往过度依赖房地产的老路不能重走，但去库存、支持刚需与改善型住房，仍对稳增长与改善民生有重要意义，也需要积极的货币政策相配合。

　　此外，国有企业改革特别是通过关停并转化解制造业产能过剩或将短期内冲击经济增长，此时也需要必要的财政支持以及支持产业升级的政策，在此基础上，顺应新兴产业的发展，通过互联网+、制造业2025等促进产业升级，亦是对冲传统产业走下坡路对经济造成的冲击。

　　总之，笔者一贯认为，稳增长与调结构需要协调推进，以往过度强调需求管理，造成长期经济发展困境的局面需要彻底改变，以改革释放制度红利是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不竭动力，未来五年是加快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财税改革、国有企业改革、金融改革、户籍改革等多项改革措施的关键期。当然，避免矫枉过正，让改革降低经济增速亦非良策。未来协调推进各领域改革步骤，附之以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才是良方，协调好稳增长与促改革关系始终考验决策层政策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