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万里一起“私访”

　　我在安徽的身份很特殊,虽然只是一个记者,但是,省委的会议,我跟着万里参加。当年冬天,我跟随万里走访了十几个县市,了解各地揭批“四人帮”的情况和清查情况,以及地(市)县两级领导班子建设情况。

　　1978年3月下旬,我们在定远县城卢桥镇附近,看到一个年轻的农民。当时已经是3月下旬了,可是这个农民上身穿着一件空心棉袄,里面没穿内衣,下身穿着“灯笼裤”,裤脚处的棉花露了出来,腰间系着一条旧布腰带。我们走过去和他拉起了家常。万里问他有什么要求,他打开挽着的棉袄襟,拍拍肚皮说,没有别的要求,只要吃饱肚子就行了。事后,万里对我说,你看,我们的农民多好啊,他们的要求不高啊。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可解放28年了,我们连农民这点最起码的要求,都没有满足他们!

　　除了和万里一起“私访”,我还充当了万里的“耳目”。1977年11月,万里和其他省委主要领导一起制定出了《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六条》),经讨论后于11月下旬下发全省各地农村执行。这个文件针对农村政策方面存在的几个严重问题,做了新的具体规定,突破了许多禁区。比如,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以及过去一直批判“自由种植”。文件下达以后,万里要我到农村去听听反映。12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我们到了六安县三十里铺公社的一个大队,正赶上他们开群众大会,宣讲《六条》。干部把文件刚念完,台下的群众就喊,再念一遍!每当念到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时,台下就有群众高喊,再重念一遍这句话!念慢一点!

　　“张广友搞包产到户比我还积极!”

　　安徽制定的《六条》虽然受到了广大农民和一些基层干部的拥护,却不符合几乎同时下达的49号文件精神。《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对此进行的连续报道,引起了全国上下的普遍关注,也激起了“凡是”派,特别是当时中央主管农业的一些领导人的不满和反对。1978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题为《昔阳调动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的经验好》的长篇文章,署名“驻大寨联合报道组”,对安徽进行了批判。与此同时,新华社安徽分社的一位记者告诉我,《山西日报》计划发表12篇评论,对安徽进行不点名批判,已经发了一篇。

　　我将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向万里做了简要汇报。万里说,他们不点名批判我们,我们也可不点名批判他们,各说各的,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于是,由南振中、沈祖润执笔,我们写了一篇4000字的报道《落实党的政策,必须清除极左思想障碍——安徽省滁县地区落实农村政策的一条重要经验》,《人民日报》7月5日全文刊载在二版上。这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1979年1月上旬,我和新华社另一名记者黄正根参加了中共安徽省委召开的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工作会议。大家畅所欲言,会开得特别好。于是,我们写了一篇内部报道,介绍参会县委书记们谈到的一个共同意见:许多年来,我们党的农村工作和农业生产建设,吃亏就吃在一个“左”字上,这个“左”字严重打击了基层干部,剥夺了农民的积极性。因为是一篇内部报道,所以写得比较敞开。万里看后没有任何改动,于是我发给了总社。国内部农村组编辑赵华胄收到后给我打了一个长途电话,说这篇报道写得好,准备马上发公开稿。我把这个意见汇报给万里。他说,你们新华社编辑还真识货,我完全同意!这篇文章后来被首都各大报纸在显著位置刊登,群众反映非常好,认为这是对安徽农村改革的肯定和支持……当时我参与的这些连续报道,对全国农村改革起到了巨大的舆论推动作用。

　　对于我的表现,万里说,没想到,“张广友搞包产到户比我还积极!”

　　邓小平表态支持包产到户

　　1980年2月,万里调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1月11日到2月2日,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安徽代表介绍安徽一些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受到广大农民热烈欢迎的发言,引起了包产到户姓“资”还是姓“社”的激烈争论,湖北等好几个省的领导对安徽代表及其支持者进行“围攻”,但是,与会记者对安徽代表很支持。当时,国家农委大部分领导说要按照现行中央文件规定办,即不准分田单干,也不要包产到户,站在反对者一边。

　　会议刚结束,农委主办的《农村工作通讯》1980年第二期、第三期连续发表文章,公开点名批评安徽。此后,对此的争论一直比较激烈,直到5月31日,邓小平在包产到户斗争的关键时刻,发表了重要讲话,对包产到户表示支持。至此,这一争论才告一段落。

　　(张广友,时为新华社特派常驻安徽记者)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11版

（责任编辑：蔡薇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