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郁昭回忆万里在安徽推进农村改革的二三事

《农村工作通讯》记者　王太　魏登峰　王翔
文章来源：《农村工作通讯》2015年第14期
 

中国的改革发源于农村，农村的改革起步于安徽。安徽的农村改革又与万里和王郁昭紧密相连。万里逝世时，第九届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场，他对在场的工作人员、医务人员和亲属说，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突破，首先从安徽开始。万里同志支持肥西的“包产到户”和凤阳小岗村的“大包干到户”。王郁昭当时在滁县地区（现在的滁州市）工作。有人说，凤阳的大包干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功，并迅速在全国普及开来，就是因为上有万里，下有王郁昭。请他们尽快告诉王郁昭。王接到电话后，下午1点30分赶到了医院，留着眼泪瞻仰了万里同志的遗容，鞠躬敬礼与万里同志告别。这次也成为了王郁昭与老领导的永别。

在北京海淀区昆玉河畔一处僻静小院的居所里，王老接受本刊记者的特别专访，深情地回忆起万里老领导如何在安徽不畏艰难、历经艰辛，以非凡的勇气与智慧为中国农村改革闯出一条路。

“省委六条”

王郁昭讲，万里来安徽是受命于危难。1977年6月，万里调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后来回忆，邓小平知道他要去湖北后，劝他不要急于赴任，提出要他去安徽。“邓小平后来和其他的中央领导商量，说万里是一个解决难题的能手，让他到湖北，不如到安徽，安徽是一个老大难。”

当时安徽情况确实很糟糕。王郁昭告诉记者，“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约占25%”。这令刚来的万里犯了愁。

王郁昭当时是滁县的地委副书记，为了农民生计也很犯愁。经过调研，中共滁县地委于1977年7月底向安徽省委报送了《关于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查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

8月1日，安徽省委召开“八一”建军节庆祝大会，会后时任安徽省委书记顾卓新同志找到王郁昭，说：你们地区报来的那个报告，万里同志已作了批示，你回去后从原来的135篇调查报告中选择20篇左右，附在你们的报告后面，编印一本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经验的文集汇编，在省委召开“三干会”时，发给各地市县。万里当时就考虑要出一个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有关文件。

王郁昭回地区后，从135篇报告中选出有代表性的15篇，连同地委的报告和省委的批示汇编成册，署名为《认真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滁县地区调查材料汇编》。“我在地区6月3日召开的‘落实农村经济政策’汇报会上所作的《认真落实农村经济政策，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总结报告，也以地区学大寨办公室的名义收在汇编之中。”

省里在滁县地区召开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座谈会。开始起草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也称《安徽省委六条规定》）初稿。几经修改后，于11月15日召开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修改通过，并正式印发。主要内容就是：允许生产队根据农活特点建立不同的生产责任制，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减轻社队和社员的负担；落实按劳分配政策，分配要兑现；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家庭副业；开放集市贸易等。也就在这个会上，万里同志明确提出“最重要的生产力是人”的观点，强调“调动人的积极性要靠政策”，他大胆地提出“以生产为中心”的口号。这些使得参会人员为之一振。安徽的农村改革由此拉开帷幕。

“借地度荒”

1978年，滁县地区发生大旱。滁县地区广大干部群众，全力抗击大旱。省委对当地的旱情一直很关怀， 7月19日，万里在省委办公厅主任于廉等的陪同下，来到定远的池河镇。王郁昭回忆说，“他们自带干粮在汽车里吃了午饭，一下车就到池河镇附近查看旱情。”

其中有一个细节，王郁昭至今记忆犹新：当万里看到一大片春黄豆，长势虽然很好，但到地里一看，发现黄豆很少结荚。区委书记汇报说：“今年的降雨量比去年同期少300~400毫米。”万里说：“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但一定要发动群众发扬天大旱、人大干的精神，千方百计抗旱保粮，把损失降低到最小限度。”

万里视察滁县等地区旱情之后，于9月8日召开了省委常委会议。万里在会上说，“今年安徽农业基本定局了”，“今冬明春的关键是搞好秋种，不能让农村大片土地抛荒，那样明年的生活会更加困难，工作要有预见性。与其抛荒，倒不如划出一定数量的耕地借给农民个人耕种。民以食为天，要千方百计把小麦种好，还要多种菜，种胡萝卜，度过灾荒。在严重干旱的非常时期，必须打破常规，采取特殊政策，战胜灾害。”那次会议形成了“借地度荒”的大胆决定。

这个政策一出台，立即引起了一些人的责难。万里顶住了这股压力，解释说：“我讲的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如果集体有办法耕种，那就不存在借地的问题。总的原则是，只要把可以种麦种菜的土地都种上就行了，种上了就可以有收获，总比抛荒好。”讲完这些，王郁昭不忘加一句，“只要有利于农民的利益，万里同志愿意去担当的”。

“让农民放手干”

对于改革中遇到的问题，万里始终坚持两条：维护农民的利益，发挥农民的力量。

王郁昭回忆道，1979年1月万里在听取他关于滁县地区包产到组的汇报后说，“现在有的人说我们搞落实农村经济政策是‘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是在搞‘变相单干’、‘复辟资本主义’，是‘反对学大寨’，有的甚至写文章公开批我们。谁是谁非，实践会作出公正的结论。我们不能受那些闲言碎语的影响，而必须从我们的实际出发，从我们的现有条件出发，该怎么干还是怎么干。当前首要的问题是解决群众的温饱问题。解放快三十年了，还有那么多人吃不饱饭，还有大批群众外流讨饭，这说得过去吗？我们现在虽然还很穷，还很困难，但是，我相信只要从实际出发，政策对头，我们会很快改变面貌的”。

1979年2月16日万里在六安、滁县、巢湖三个地区的地委书记座谈会上又说，“搞包产到户如果要检讨，我检讨。只要老百姓有饭吃，能增产，就是最大的政治。老百姓没有饭吃，就是最坏的政治”。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张浩的读者来信，对当时的包产到组等农业政策提出了责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进行了广播。这引起了皖东很多干部群众的思想波动。为了稳住民心，王郁昭让地区赶紧发了个电话通知，说各种生产责任制一律不变。王郁昭还担心，这个通知会引起一些负面的政治后果。不曾想万里同志对他们进行了表扬支持。

第二天，万里突然来到我们滁县地区，第一站来到全椒县的古河区。王郁昭事前并没有接到省委的通知，当古河区委电话报告他们，王郁昭同全椒县县长祝凤鸣赶到了古河。一进区委会议室，王郁昭看到区委的同志正在向万里汇报，把干部群众由于“张浩来信”引起的思想波动的情况说了一遍。王郁昭也将听到的一些情况作了汇报。万里听后感到吃惊，说，“这不是同‘文化大革命’中‘北京来电’一样了，一听说是‘北京来电’，就认为不得了了呀！你们地区做得对，并发了电话通知，各种生产责任制一律不要变，要稳定下来，究竟哪种办法好，要秋后看结果，要由实践来检验嘛！”王郁昭记得当时万里语重心长地讲：“如果到秋后老百姓没有饭吃，饿肚子，是找你们县委，还是找报社，报社是不会管饭吃的。要告诉老百姓，报纸上可以发表各种不同的读者来信，讲的是他个人的看法，我们不要受它的影响，该怎么干就怎么干。”

19日上午8时，万里在嘉山县四级干部会上讲话。他说：“政策可不要变来变去，农民就怕政策变，看准了就定下来，就干。这次我走了五个县，从群众看，对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办法都是拥护的。即使换了县委书记，群众还是要坚持干，不管换了谁，群众都是要干的。”“要老老实实把生产搞上去，改善农民生活，照顾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粮食不够，宁可进口，先保证农民必需的粮食。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大家都是小老虎，农业就能上去。”

1980年元月3日至11日，万里在全省农业工作会议上说，“社会主义阶段，不是按需分配，更不是什么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和一平二调的一大二公，只能是按劳分配”，“中国的农民是很聪明的，几千年来农民积累了许多好经验。让农民放手干，不会没有饭吃”。

万里在安徽农村推行的改革，很快取得了成效，一时间“要吃米，找万里!”就传开了。1980年初春，万里调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农委主任，主管农业，后任国务院副总理。胡耀邦同志当年曾不无幽默地说：“让万里管农业，是农民推荐的嘛!”

王郁昭，男，1926年生，山东文登大水泊镇方池泊村人。改革开放初期，先后任中共安徽省滁县地委副书记、滁县地区革委会主任、滁县地委书记、安徽省委副书记、省长。1987年奉调中央，先后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经济委员会副主任。1989年发起成立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任会长。1997年起任中国扶贫基金会常务副会长（法人代表）、会长等职。2000年8月离休。
 

责任编辑：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