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胆干吧，省委支持你们！”

山南是安徽肥西县的一个公社。万里在山南搞包产到户试点，使这个县“近水楼台先得月”。

万里对顾卓新、赵守一等省委领导讲了他的意见。他说：“包产到户问题，过去批了十几年，许多干部批怕了，因而使得一些人见了‘包’字、‘户’字就害怕，一讲到包产到户，就心有余悸，可以说谈‘包’色变。但是农民普遍希望包产到户，普遍要求包产到户。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有的可能是正确的，有的也可能是错误的，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政策，也毫无例外地需要接受实践检验。我主张在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验。”万里针对一些人对包产到户的思想顾虑，风趣地说：“搞包产到户会不会像有人担心的那样，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我说即使滑下去，那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把它拉回来就是了。有人提出如果减了产收不到粮食怎么办？那就调一点粮食给他们就是了。”

山南之风，吹遍了肥西，吹向江淮大地。随着春耕大忙季节的到来，到处都是热气腾腾的景象，然而一股寒流又袭来了。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按一位领导的批示，发表“张浩来信”和《编者按》，批判包产到组，在全国产生激烈震荡。

山南的情况如何？这一直是万里心头的一件大事。夏收即将来临了，5月21日，万里驱车直奔肥西县山南公社。一路上微风吹来，麦浪滚滚，油菜结子累累，已经开镰收割，一派丰收景象。

 

万里来到山南公社院子里，时任安徽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指着迎上来的干部介绍说：“这位就是山南公社党委书记王立恒。”

下面是随行的省农经委调研处处长辛生在场记下的一段笔录：

万里紧紧地握住王立恒的手说：“搞包产到户，你怕不怕？”“是有点怕！”王立恒回答说。

“不要怕，在你们公社搞包产到户试点，我是点过头的！”万里边说边走进会议室。刚坐下来，万里接着方才的话题问：“你到底怕什么？”

“怕‘五统一’统不起来”。王立恒回答说。

“搞错了，不要你负责！”万里果断地表态，转而提醒道：“不过，可要注意，集体财产不能瓦解，不能分掉！”

“这些问题，我们都有明确规章和具体措施！”王立恒果断地回答。

“有没有发生争水，争肥，争耕地和农具的？有没有吵闹打架，破坏公房的？”万里接着问。

“我们明确规定，不准侵犯集体利益！”王立恒回答说。

“这我就放心了！”万里点点头说。

午饭后，万里到了馆西大队小井生产队。老百姓一听说万书记来了，立刻沸腾起来。一些正在田里干活的，扔下农具赶回来，有的外村社员也来了。万里同群众直接对话，开门见山地问道：“这样干，你们有什么想法和意见，随便提，随便问，我是来听你们意见来的”。

第一个发言的是小井生产队会计李祖忠：“万书记，上边(指中央)可允许包产到户？”

“大胆地干吧，省委支持你们！”万里果断地回答说。

“我们有点怕！”群众说。

“怕什么？”万里问。

“怕变！”群众异口同声地说。

“不会变！”万里肯定地回答。

“包产到户比‘大呼隆’好，多干几年就有吃的了！”群众说。

“那你们就多干几年嘛！”万里回答说。

“万书记，你能不能给我们个准话，到底能干几年？”几个群众一齐说。

“不放心？”万里笑了，群众也笑了。万里接着说：“你们就这样干，包产到户想干多少年就干多少年！不过仓库、牛棚等所有的公共设施，公共财产要保护好，不能破坏集体经济！包产到户的目的是为了增产，让群众吃饱吃好！”这时，大汗淋漓的山南区委书记赶来了，他是被人叫来的。万里热情地同他握手说：你的工作搞得不错！山南区这么短的时间，全部搞了包产到户，这么一件大事，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很不容易；集体财产保护好了，群众生产积极性上来了，形势会越来越好。现在你们要注意可能还会发生什么问题。要加强领导，不断完善，不断解决新问题，才能不断前进！

最后，万里一再嘱托山南的干部和群众，一定要把生产搞好，待秋季取得大丰收，再来山南看望大家。

万里这次山南之行，留下的深切嘱托和希望，给山南和肥西的干部和群众，以及踌躇不安的探索者们，是难以忘怀的巨大鼓舞和支持。

春华秋实，1979年山南区夏季获得了空前大丰收，仅夏季大小麦总产量就达1005万公斤，比1978年增产了两倍。

（原载新华出版社1995年10月《改革风云中的万里》，作者：张广友）

 

 

为包产到户落了“户口”

1978年，凤阳遇到历史上罕见的大旱，秋种时，安徽省委作出决定：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农民耕种，谁种谁收，从集体耕地中每人借一分地种菜(实际上是种粮食)度荒。这个县的马湖公社在执行省委这一决定的同时，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实行了“分组作业，以产计工，费用包干，节约归组”的责任制，引起了强烈反响。县委书记陈庭元表示赞成马湖公社的做法，但在处理方法上，主张先搞试验，不声张，不推广。结果，大灾之年，全县社社队队都大减产，惟有马湖公社10个生产队，8个平产，2个增产。于是马湖公社的情况，很快传到了省里。不久，省里和中央有关部门派调查组来马湖公社调查，经过一番辩论，最后调查组也认为是一种可行的责任制，有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但他们不愿公开表态。1978年底，安徽省委召开全省县委书记会议，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凤阳农村改革是巨大的支持和推动。1979年2月14日至20日，凤阳县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省委召开的全省县委书记会议精神。会议联系凤阳实际，介绍了马湖公社的做法和经验。大家普遍认为，这种做法肯定比捆死在一块“大呼隆”好，但方法太繁琐。经过讨论提出了：把一个生产队分成若干组，队里的土地、耕牛、农具和各项任务分配到组；年终分配时，该给国家的给国家，该留集体的留集体，剩下的归小组分配。县委认真讨论了这种以“包干”为特点的生产责任制，称之为“大包干”，在全县推广。滁县地委领导对此表示支持，于是很快就在全县推开了。会后仅仅十几天时间，凤阳县2500多个生产队，实行了“大包干”责任制，占全县生产队总数的70.8％。

6月15日，万里来到了凤阳，听取陈庭元等县委领导汇报。

万里问：“什么是大包干？”

陈庭元回答：“大包干是凤阳县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主要形式。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把它的主要内容，简单概括为：‘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现在凤阳实行大包干的已占总农户的80％以上。”

万里又问：“实行大包干的效果如何？”

陈庭元说：老百姓对大包干的评价，有个顺口溜，就是：“大包干，就是好，干部、群众都想搞。只要搞上三五年，吃陈粮，烧陈草，个人富，集体富，国家还要盖粮库。”

万里听到老百姓编造的这个顺口溜，高兴地笑了，他当即果断地对陈庭元说：“那好！我就批准你们干三五年！”

陈庭元说：“现在全县广大干部、农民都热衷于搞‘大包干’，但由于长期以来‘左’的思想束缚，目前干部怕错，群众怕变的思想很严重。”

万里坚定地说：“错不了，错了我负责！问题就是看你能不能把生产搞上去，社员能不能富起来。”

陈庭元说：“现在有人批我们搞‘三级半核算’……”

万里说：“只要能增产，什么也不要怕，三级半核算也好，四级核算也好，多个半级一级的，照样是社会主义。家庭也要搞经济核算，那不是五级核算了吗？搞生产，搞经营管理，都必须讲经济核算。什么是核算？核算就是算账，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要受穷。’搞经营管理不搞经济核算怎么行呢？”

万里最后说：我最担心的是生产能不能搞上去，生活水平能不能迅速提高？你们能不能在最短时间内，把你们凤阳讨饭花鼓扔掉，扔得远远的，扔到太平洋里去。无论怎么说，讨饭不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万里关于要尽快把生产搞上去的指导思想和对“大包干”的充分肯定，以及对所谓“三级半核算和四级核算”的一些看法，使凤阳的干部和群众思想得到启发，他们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改革成就，继续在不断探索中前进。

1979年春天，在全县实行“大包干”到组的同时，梨园公社最穷的小岗生产队，偷偷地搞了包干到户。

由于包干到户任务更明确，生产更灵活，方法更简单，利益更直接，优越性更大，效益就更高。到年底，小岗生产大丰收。全队全年粮食总产量达13.3万斤，是上年的4倍。这个合作化以来的23年中，从未向国家贡献一斤粮食的“三靠队”，1979年包干到户一年，第一次就向国家贡献粮食6.5万斤，油料2万斤。第一次归还国家贷款800元。第一次留储备粮1000多斤。由于生产发展，社员收入大大增加。据统计，1979年全队农副业总收入4.7万多元，平均每人400多元。最好的户总收入可达5000多元,平均每人可达700多元。最差的户平均每人收入也在250元左右。

这年秋种时，凤阳全县有1/3的生产队在暗暗地学小岗，许多包干到组的生产队，在向包干到户滑。梨园公社领导怕惹出祸来，叫小岗队从“包干到户”再拢回到“包干到组”。小岗农民群起反对，坚决不拢：公社领导一再做工作，硬要强行收拢，群众坚决不干，于是纷纷跑到县里找领导说情。

1980年1月24日，正当小岗农民在紧张不安等待上级领导表态的时候，万里来到小岗生产队，万里下车以后，二话没说，挨家挨户看了一遍，只见各家各户能装粮食的东西都装得满满的，有的屋里放不下，放到外边埋蓄起来了。万里看过之后，高兴地对小岗干部和群众说：“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就会大好，我就想这样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当有的社员说：现在有人批我们小岗“开倒车”时，万里当即表示：“地委能批准你们干三年，我批准你们干五年。只要能对国家多贡献，对集体能够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有改善，干一辈子也不能算‘开倒车’。”这对多年吃够“左”的苦头的小岗农民，是个莫大的支持和鼓舞。他们听到万里这句话，高兴得快蹦起来了，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有的社员顾不上再与省委第一书记吐心声了，急忙回家炒花生。他们一边把炒好的花生送到客人面前，让大家共享丰收之果实；一边一把把地往客人的大衣兜里装。此景此情，万里感动得热泪盈眶。他语重心长地对随行的地、县负责人说：“咱们不能念紧箍咒了，你们说是不是？”一位乡干部问万里：“别的地方要学习小岗搞包干到户可中？”万里说：“可以，只要对国家有利，对人民有利，哪个学都行”！

万里冒着巨大政治风险的这番话，像一股暖流注入农民的心中。

（原载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9月《万里》，作者：张广友 丁龙嘉）

 

 

万里同小岗农民拉家常

1979年农历正月的一天下午，严宏昌等召集小岗生产队18户农民开会，通过了实行大包干到户等三条“章程”。小岗队和其所在的凤阳县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先河。1980年1月当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同志得知情况后深为小岗农民感动，即前往小岗考察，挨门挨户询问，肯定了小岗生产队的做法……

1994年5月上旬在中南海丰泽园，安徽省凤阳县小岗农工商实业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严宏昌(原小岗生产队副队长，搞大包干带头人)和副总经理宋富豪同志，在张广友同志(原《农民日报》总编辑)陪同下，探望了万里同志。

万：现在小岗群众生活怎样？

严：不错，比您去那时好多了，都吃饱了。

万：都吃上细粮了吧？

严：大米、白面都吃上了。

万：吃到肉了吗？

严：想吃随时都可以买。

万：穿的情况怎样？

严：穿暖了，穿好了。

万：住怎么样？都住上新房了吗？还有多少草房？

严：百分之八十的人家都盖了瓦房，草房还有一小部分。

万：人均收入有多少？

严：去年人均收入有八百多。

万：还差得远呢！到两千元还差不多。除了吃住以外，至少要有一千元的购买力水平才算可以，达不到这个水平，购买力水平不行，市场就不能兴旺。外国人说中国是个大市场，中国人口主要是农民，农民没有购买力，这个市场怎么大呢？光靠城市不行，所以希望你们都富起来；希望全国农民都富起来，都能过上好日子，收入大大增加。

现在电视机都有了吧？

严：家家都有了。

万：是彩色的吗？

严：都是黑白的，只有两家是彩色的。

万：太少了。现在队里人均合几亩地？

严：有三亩多。

万：按亩产计算，一亩地纯收入才两百多元，光靠种地是富不起来的。

张：现在种粮收入太低，粮食成本高，价格低，有的地方种一亩地的收入还不如一斤螃蟹的价，一斤螃蟹市场上150元，一只老鳖也要150元，光靠种植业富不起来……

万：如果一个劳动力能种到五十亩地。收入才有可能超万元，一个劳动力种十亩八亩不行。现在队里文盲多不多？

严：小孩子都上学了，大人文盲不少，在百分之五十左右，四十岁以上的差不多都是文盲。

万：一定要注意人才的培养，抓好教育才有出路。人才问题很重要，要重视教育，重视人才的培训，生产能否上得去，经济能否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人的素质。你们可以和上海等发达地区建立联系，有组织地派人到那里打工，订个两年三年的合同。这样，既能赚到钱，又学了技术，人才也培养出来了。你们不是办了公司吗，搞了些什么？

宋：我们还刚刚起步，基础差，底子薄，只能先搞些小项目。

万：这样赚不了多少钱，你们那里的负担重不重？

严：我们用小面包车搞客运，一年能赚两万多元钱，可以抵全村人的上缴款，所以负担还没感到重。

万：其他村的农民呢？

严：没有其他收入的，负担就感到重。

万：凤阳县乡镇企业年产值有多少？到不到五亿？你们可能不知道。

张：不清楚。凤阳底子差，工业生产门路不多，没有拳头产品，也没有龙头企业。

万：“无农不稳，无工不富”嘛！要发展工业，办好乡镇企业，定、凤、嘉过去都是贫困县，现在怎样了？

张：定远有个盐矿，嘉山有个酒厂都是大项目。凤阳有丰富的石英石资源，那年我跟你去时，你提过几次，可是一直没有搞起来。

万：凤阳。原来不是有个眼镜厂吗？现在怎样了？我看到《农民日报》登的，河南有个县，县里牵头搞泥鳅养殖，大家很快都富起来了。致富的门路很多嘛！要多为农民提供致富信息。你们要主动去找。我主张发展经济走正道，要搞好的项目，经济发展了日子才好过。

严：凤阳人民和小岗人民怀念您，希望您再次到凤阳，到小岗看看，我们比以前有了很大变化。

万：好，好。你们搞好了，我是要去的。

严：县政府在小岗村口造了个牌楼，希望您给题个词。

万：不，不题！我不赞成搞形式主义，摆花架子，修庙、修坟之类我是不支持的，要扎扎实实搞好生产。

宋：明白了，我们回去一定好好干，做出成绩来再向您汇报。

万：不要向我汇报了，你们赶快扎扎实实地干吧。

最后，万里同志与严宏昌等三人一一握手告别，送至门外，并挥手示意。

（原载1994年6月5日《农民日报》，新华社《农村大世界》1994年第8期，作者：王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