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好像只有在特定的时域下才被关注。时期一过，关于乡村的话题也犹如春节后的乡村一样，重新陷入了寂静。

　　乡村话题的兴起本可在特定的时域下引起对农民农村的关注，唤起乡愁。但是乡村话题的主动权、话语权却没有掌握在农民手中。从“一个病态加重的东北村庄”的村民委屈到“上海女孩逃离江西”的官方辟谣，农民太需要话语权了。需要让城里人了解真正的农村，需要让国家听到农民的心声。给予农民话语权是对农民福利的一种表达。

　　乡愁作为一种寄托悠远的情思，萦绕在多少游子心头。而如今在“钢筋水泥”的冲击下之，乡愁显得那么脆弱。故山故水、故情故景、故乡故人，多少游子认为这些只保存在记忆里。而故乡需要让进城的乡村精英知道：故情依旧。故乡，回得来，也需要他们回来;同时也要让城市人知道：乡村是有希望的。

　　经历过磨难和萧条的生命，是值得被赞扬的。乡村，也是有生命的，也需要被赞扬。为了生存，所有的生物都会很好地使用自己的生存方式和技巧。作为留守土地的父辈和祖辈，年轻时的遭遇让他们懂得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父亲说搞集体的时候，通常都是端起碗就吃，盛碗米饭没等夹上菜，就吃完了。常和父辈们聊天，他们会说，他们这一辈的童年，出生的那几年，赶上了自然灾害，饿过肚子。上学的年纪又遇到了文革，现在的生活让他们记得住国家的好，但也忘不了年轻时的遭遇。邻居一位伯伯对我说，每年国家对我们农民这么多的好政策，但感觉真正惠及到自己身上的并不是特别多。比如说年轻时我们吃过苦，但现在国家对农村老人每一天的补助都不够一顿饭钱。我们对国家歌功颂德是因为我们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比如说减免农业税，比如说粮种补贴。在农村，尤其是有些基层官员在农民面前说那些虚的东西，很不受用。农民如果没有幸福感，再怎么强调精神和意识形态的作用，都是枉然。生活是真实的。如果解决不了农民的现实问题，再好的政策都是虚的。农民真正所需要的，只有农民自己才最有发言权。农民日报记者手举着“农民”二字获得了向总理提问的机会，但这样的场景毕竟少。我们的农民缺乏有效的渠道表达自己的话语。草根话语虽然土，但是却很管用，很真实。更何况，几千年的传统，农民的福利一直就是国家的传统福利，所以我们的农民虽处江湖之远，却怀庙堂之忧。官员的阶层在父辈眼里，似乎只有最高和最低之分。他们知道最高层的领导人，也知道村里的领导，但是中间层级大多都不关心。在电视里他们看到高层为民辛勤办事，双手点赞。但回到现实生活中，他们看到底层官员无所作为，又心灰意冷。所以当低层没有办法为他们解决现实生活问题时，他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高层。这或许也与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有关吧!更愿意相信上级，更愿意把想法和心声说给上级听。中央出台的好的政策他们都懂，却没法估算到到底有多少受益能落到自己身上。也没法估算到又有多少会在中央下到最低层的过程中流失。而这流失的都是百姓本应该获得的活生生的福利。但是他们还是希望能出台更多的惠农政策，因为再怎么流失总会有自己受益的部分。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实实在在的利益比任何高尚的口号让人觉得温暖。

　　邻居老伯说至今家里还留着60年代摊派的债券，那时候饿着肚子支援国家建设，在刀耕火种、肩挑人扛的年代，凭着热火朝天的热情，不分昼夜，用一身蛮力修成了几个大水库，修成了电站，累了在一条扁担上就能睡着。父亲也参与过家乡一个大水库的建设，每天走十几里山路去工地，靠着独轮车和锄头钉耙，用一双不满老茧的手，挖出了一个至今仍受益的大水库。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记忆，父亲说他们的记忆就是为国家大型水利设施建设而添砖加瓦。历史有大有小，大到世界百态，国际风云。但大的东西太虚，而小的历史，比如说某个人或者某类人的一生，他们的经历，更像一个活生生的中国。年轻的时候他们为国家建设洒下汗水，到老了，又不得不面对改革开放的冲击，他们中的有些人不得不卷起行囊，背井离乡。从建国开始，农业、农民、农村为了国家建设付出了太多。当工业开始兴盛的时候，他们中的有些人又化身为工人，成为第一代农民工，炙热的机器远比冰冷的土地挣的多。他们可能享受不到城里人的任何福利，因为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牢牢地把他们圈在了农村的福利体系之中。但农村福利体系又是那么的不完善。就拿救济来说，灾荒救济、兴修水利本来是几千年来的传统福利，随着农业税时代的结束，基层政权的责任似乎更少了。以前怕收不上来农业税还会加强水利设施建设，以保证农田收入。但农业税取消后，基层政府和村委会也就不管水利了，基本上是农民自己在保证农作物用水，我们那儿有条小水渠不知道多少年没来过水了。

　　过年回家，和务工回来的父辈中的一些聊天，总感觉他们在城市受到了偏见。有人说，是农村在养着城市，是农村在生产生存的基本物资——粮食。从建国开始，农村人就勒紧裤带给城里输送粮食，那时候“双枪”时期，面朝泥巴背朝天，抢工时、抢季节、抢收粮食。只是

　　他们也担心，在农村建这么宅基地，荒了这么多地，耕地没了，谁来保证这十几亿人的能吃饱。在城里虽然挣得多，但并不开心。比起从前，生活虽然清贫但状态是快乐的，改革开放改变了均贫的状态，但是大起大落的贫富悬殊，让他们觉得不平衡，真正跟土地和机器打交道的挣得太少了。城市的偏见和自身为城市的付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但是高薪的诱惑又吸引着他们一年又一年的踏上外出的列车。面对改革开放带来的人文缺位、孝悌不全等冲击，如果没有福利保障，如何抗拒变老带来的孤独。回到曾经的“守望相助、出入相友”，文化的重建也是体现了国家对农民的尊重。如果国家能够提高农民的福利待遇，安土重迁的中国人是不愿意老了还要出去的。如果基层政权能有所作为，保证种粮的积极性，是不会有那么多土地荒芜的。

　　对福利的追求是对权力的一种表达。作为基层民主制度建设的村民自治制度，应该是用来保障农民福利的。参与基层村委会选举的热情来源于对自身福利的一种理想表达。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现实的福利追求甚至超过了对民主程度的关心。村民自治应该要为提高村民福利而服务，当村官达不到这一点时，选举和结果就失去了关心的意义。所以每次选举时，很多人都会说反正选谁当村官都一样，村里边这么多年也没任何变化。对农民居民而言，缺少了吸引人的渠道去表达对自身福利的要求。而对农民的福利保障恰恰是农民追求幸福感的重要保障。

　　愿每个人都能回到故乡。